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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午樓先生與饒宗頤教授

饒宗頤教授與泰國的緣分,源遠流長,情誼深厚,被泰國華人視為一面文化旗幟,當作中華文化的象征。鄭午樓先生不但是泰國著名實業家,慈善家和社團活動家,也是泰國華文教育復興的推動者。其創辦華僑崇圣大學,聲譽遠播。鄭午樓先生曾多次邀請饒教授到泰國舉辦書畫展、講學,并出任泰國華僑崇圣大學建校顧問;華僑崇圣大學開幕后,聘請饒宗頤教授為該校顧問和中華文化研究院首任院長。饒教授與鄭午樓先生情誼甚篤,持續幾十年,對泰華社會具有正面的影響。
   一、鄭午樓視饒宗頤教授為潮州文化以至中華文化的象征
   鄭午樓(1914-2007),泰國著名僑領。祖籍廣東潮陽沙隴鎮東仙村,生于泰國曼谷,是僑領鄭子彬之長子。鄭午樓曾先后就讀于泰京培英、新民兩所華文學校,畢業于易三倉英文學院。精通中、英、泰文,喜愛中國經書詩文,擅長中國書法。
   日軍侵占泰國時,鄭氏辭去所有社團職務,不與日軍合作,因而遭敵方審訊。
   日本投降後,中國南方數省受災,鄭午樓倡組暹羅華僑救濟祖國糧荒委員會,任該會主任。募集大米3萬多噸,親自回國監賑。1991年7、8月間中國華中、華東及華南等地,發生百年罕見大水災。鄭午樓親率慰問團,飛赴中國,將泰華聯合救災機構募集賑米3萬包及藥物一批贈送中國災區,受到國家主席楊尚昆的接見。
   1950年,鄭午樓和友人合資在泰國創辦京華銀行(該行是泰國主要商業銀行之一),任總經理,后任董事長,期間蟬聯四屆泰國銀行公會主席。1980年,創立泰國萬富工業城,1984年始建“曼谷世界貿易中心”。還經營保險業和酒業。
   鄭午樓熱心社會公益福利事業。1939年,鄭午樓便任泰國最大慈善機構泰國華僑報德善堂董事長,期間成功地將該善堂的救護醫院擴建成一所現代化的全科華僑醫院。后一直是華僑報德善堂的主要領導人之一。1972年起,再次成為該堂董事長。1990年,鄭氏倡導將華僑報德善堂主辦的“華僑學院”擴辦為一所完整的綜合性大學,名為“華僑崇圣大學”,并肩任建校委員會主席,首以其先翁名義捐泰幣一億銖,作為建造大禮堂之用,獲泰華各界的熱烈響應,慷慨輸將。該校于1994年落成,泰王陛下親臨主持揭幕典禮。
   鄭午樓曾多次榮獲泰王御賜勛章。1980年6月泰國國立詩納巧輦威洛大學授予其工商管理學博士學位,并由泰王頒賜文憑。鄭氏也是泰國中華總商會、潮州會館等多個泰華社團的永遠名譽主席。
   據筆者檢索泰華媒體資料,饒宗頤教授與鄭午樓先生兩人在泰國見面,最早應是于1977年8月23日中午鄭氏專門宴請蒞泰訪問的饒教授。
   之后,1978年8月初,鄭午樓在其位于泰京萱茉莉區京華銀行總行12樓展覽廳為饒宗頤教授舉辦書畫展,并與潮州會館主席金崇儒一起主持剪彩儀式,還為配合此次書畫展出版的《饒宗頤教授書畫展特刊》題寫刊名。
   這是饒先生首次在泰舉辦的個人書畫展,計有扇面、對聯、掛軸、手卷等120多件作品。此次書畫展由潮州會館、潮安同鄉會、中華佛學社、泰華詩學社和南國詩社聯合主辦,為期4天。其中一幅題為《柳村云谷》的橫軸山水畫,長達7米,高約26厘米,一直為鄭午樓所欣賞,用玻璃護罩,嵌在曼谷著名的座山樓惜蘭香館對面墻壁上,使這座酒樓大增中華文化的色彩。在潮州會館主席暨全體執委歡迎宴會上,鄭午樓在致詞時特別指出:“饒教授的成就,非但是我潮籍人士之光,也是中華文化之光榮。”
   1992年6月12日,鄭午樓邀請饒教授蒞泰出席華僑崇圣大學舉行的泰王陛下御賜該校泰文名感恩慶祝酒會,代表該校籌建委員會敦請饒教授為建校顧問團顧問,并高度評價饒教授:
   “饒教授不僅國學淵博而又多才多藝,書法、國畫均有極高的造詣,精通數國語文,是《潮州志》的主編。數十年來足跡遍布美洲、歐洲、澳洲、中國及東南亞,應邀為各著名大學講學,僅英法兩國已逾十次。曾歷任美國耶魯大學、中國中山大學、新加坡大學、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的教授。對中國敦煌石窟的佛教古跡,有很精深的研究,他的專門著作超過四十種,有關論文超過三百篇。被譽為中國國學大師。饒教授蒞泰期間,很熱心地為本校提供了甚多寶貴的意見。本校在感激之余,特敦請他為顧問團的顧問。”
   1994年3月23日,鄭午樓又邀請饒宗頤教授蒞泰參加華僑崇圣大學落成揭幕盛典。是日,泰王蒲密蓬陛下幸臨該校主持揭幕儀式。鄭氏特引薦饒教授向泰王敬贈佛像作品。泰王大悅,并仔細詢問早期潮人移民泰國的路線。
   1995年12月5日至9日,鄭午樓再次邀請饒教授蒞泰在京華銀行總行大禮堂舉辦書畫展。是次書畫展由華僑崇圣大學、中華總商會、潮州會館、潮屬十縣同鄉會聯合主辦,由當時泰華社會最具名望的四位僑領鄭午樓、謝慧如、鄭明如、周鑑梅聯合主持揭幕剪彩儀式。出席書畫展開幕式的泰華僑領、社會賢達、文化人士、各界嘉賓數百人,是“泰華最高規格的文化藝術活動,成為泰中藝術交流史上光輝的一頁。”展出的“泰半作品,現為泰華諸多僑領名流所收藏,其中以鄭午樓博士收藏最多,次為謝慧如主席……泰華現有的六家日報和一家周刊,均把這次書畫展視為泰華藝壇盛事,大加宣傳。在書畫展舉行及其前后的時間,每家都至少刊登兩篇評介饒教授學術和書畫成就的文章;就展覽本身,各家日報均先后刊登了三四篇報導。”
   綜上所述,可知鄭午樓視饒宗頤教授為潮州文化以至中華文化的象征而十分敬重。據筆者所知,在泰華社會中能受到鄭午樓如此敬重的學者,惟饒教授而已。
   二、獲得饒宗頤教授贊同和支持,鄭午樓更堅定其倡辦華僑崇圣大學,發展華文教育的理念
   1992年,泰國政府正式宣布放松對華文教育的禁錮,允許各民校除必須教授泰文外,可以開設華文課程,可以從幼兒園到初中連續辦學;允許各公辦學校或商業學校,將中文作為外語由學生選修。由是,泰華社會掀起振興華文教育的熱潮。但對于如何發展華文教育,即便是如何辦好華僑崇圣大學,泰華各界卻有過爭議。筆者其時任職于中國駐泰國大使館,據本人觀察,當時泰華各界對華文教育的認識主要有三種:
   一是有些人認為自己仍是中國人,希望子孫后代也仍然是中國人,故只需學習中文即可。有人甚至認為辦華校的目的僅在于讓子孫能講方言母語(如潮州話),可以與父母溝通。
   二是有些人認為要抓住泰國政府松禁的有利時期,把華文學校辦成以華語為母語教學的學校,也即重新恢復受禁前華校的情形。
   三是以鄭午樓為代表的有識之士認為,泰國社會相互溝通以暹文為主,對外貿易以英文為主,中文在泰國實際上已經成為一門外語,華文教育應該立足現實,成為泰國外語教育的一部分。由于中國國際地位的提高,中泰友好關系的發展和雙方經貿往來的增加,華文人才的需求日益增多。作為華僑華人的子女,既要學好泰文、英文,更應該學好中文。
   如何辦好華文教育,說到底是如何定位華僑華人的問題。這實際影響到華僑華人的生存和發展。“籌辦華僑崇圣大學時,始由饒宗頤教授捧薦晉謁先生,隨后也就往先生的‘幕府’工作,兼從事泰華社會的歷史研究”的中山大學林悟殊教授認為:“在泰國,除短暫的非常時期外,華僑一直過著比較安定的生活,這在頗大程度上,應歸功于泰華領袖較為穩妥擺正華僑本身位置,正確地引導同僑處理好與居住國和祖國的關系。”鄭午樓即是這樣一位具有“高瞻遠矚,先人著鞭,所以報先德,興實業。而惠同僑者無所不至,非有契于慈無量捨無量之義”的泰華領袖。他有著自己的華僑觀:“我們對祖國當然是愛,對居留國更非愛不可。我有一個譬喻:就像嫁出的女兒,居留國就像她一生所寄托的夫家,而祖國就是她的母家,對母家的關切眷愛,這是人之常情,所以華僑特別愛國,過去對祖國的貢獻,歷史都有很好的紀錄,這愛國是無條件的,是自動自發的,沒有想及要回報,所以無論祖國或居留國,兩者都一樣要愛護。”“鄭午樓的華僑觀及其實踐對于造福廣大華僑,造福居住國、造福祖國,蓋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1990年底,鄭午樓倡議建立華僑崇圣大學,并親自制定辦學宗旨:“除了崇敬泰皇陛下外,也為了發揚泰中文化,維護優良傳統,溶合東方的儒釋思想,西方的文明科技,來培養品學兼優的專業人才,為泰國社會作出更大的貢獻。”他認為“華人在泰國興辦圣大,藉資表達我們托泰皇陛下圣德廣被,在皇恩浩蕩下對陛下崇敬的心情。此外,并藉此作為華族人士對泰國社會的一種回饋……崇圣大學不但是集泰國華人之力創辦的,也是屬于整個泰國社會的。”為此,他主張辦成綜合性大學,在其中設立中文系,并使之成為該校的重點學科。
   饒宗頤教授十分贊同鄭午樓關于崇圣大學辦學觀點。1992年6月12日,饒宗頤教授應泰國京華銀行董事長、華僑崇圣大學籌建委員會主席鄭午樓博士之邀,蒞泰出席華僑崇圣大學舉行的泰王陛下御賜該校泰文名感恩慶祝酒會。饒教授在酒會上的演講中指出:“華僑報德善堂創辦了華僑崇圣大學,充分體現了儒釋觀念的結合與中華文化的交融。”“人心向善,福澤共霑,那么整個社會就會變得更加美好。鄭董事長領導下的報德善堂所走的‘報德’、‘崇圣’的道路,就是這樣一條光明向上的大道。”饒教授欣然接受鄭午樓之敦請,出任華僑崇圣大學籌建委員會顧問團顧問。又于1993年10月18日,出任該校中華文化研究院院長。該校落成后,就任該校顧問。
   饒教授特地將該校的一座中式庭園建筑名為“逍遙園”,為其題匾,并于1994年3月為該園寫了碑記:
   本大學既成立中華文化研究院,乃于崇圣紀念館旁拓地為園,院長饒宗頤教授榜為“逍遙園”。昔鳩摩羅什入秦,說法于逍遙園,十年之間,譯經九十八種,象教大興。本院既以弘揚儒釋教義,溝通泰華文化為職志,所望法什公,建立丕績,用綴數語,以勵來茲。
   此處,饒教授借用鳩摩羅什入秦譯經事,“把中華文化在泰國定位為外來文化,強調在泰國弘揚中華文化,務必使其與泰國的固有文化溝通……少說多做,講究實際;著力圖書資料建設,網羅優秀人才,重視泰中關系史的研究。”
   饒宗頤教授還以該校中華文化研究院的名義,與北京清華大學國際漢學研究所、廣州中山大學中華文化中心聯合,主辦了高級學術刊物《華學》。該刊第一期于1995年面世,第七期主辦單位增加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又以該院的名義,與香港敦煌吐魯番研究中心合作,出版研究叢刊,先后出版饒教授與李均明先生合著的《新莽簡輯證》、《敦煌漢簡編年史考證》,王素《吐魯番出土高昌文獻編年》等書。這些對于迅速提高華僑崇圣大學的學術知名度,無疑頗有意義。
   1994年 3月25日下午饒宗頤教授應邀在曼谷世界貿易中心,以《圣凡之間:生命高層次的追求》為題作演講,再次肯定崇圣大學的辦學道路:
   圣大有她締造艱辛的歷史,由報德堂發展醫院,到醫學院,然后擴大成大學。原初本著大峰祖師慈悲為懷,多種福德,以佛教精神,“廣大無邊,上下普遍,極善修習”,累積幾乎近百年的物力、人力、地緣、血緣、個人、團體力量的總和,才有今日的成果。換句話說,把“為善最樂”、“止于至善”的精神加以擴大、充實,最后方有圣大的產生。
   如果問大學應為華人社會做的是甚么?簡單一句話,大學指示我們從生命高層次去追求,“崇德廣業”,“由凡入圣”,秉承報德的菩提心,把這顆菩提心種子多多播種,這便是圣道的根苗,是正確的道路(正道)。
   如果說饒宗頤教授欣然受聘任職于崇圣大學,是對鄭午樓辦學的支持,那么,他在泰華社會的演講,則是從理論的角度對鄭氏的觀點進行闡析和提升,這些都對泰國華文教育起到了積極的導向作用,也更進一步堅定了鄭午樓辦好華僑崇圣大學的信心和決心。
   由于華僑崇圣大學定位得當,鄭午樓一呼百應,該校1992年初奠基興建,同年6月即開始招生,7月上課,規模不斷發展。也“由于定位得當,使華僑崇圣大學的籌辦得到泰王和政府的大力支持,別無枝節,一路綠燈。”[]1994年3月24日,泰王親臨主持該校落成慶典儀式,傳為佳話。
   在鄭午樓的領導下,華僑崇圣大學從辦學開始就十分重視聘請高質量的華文教師,除聘請有良好中文水準的泰國教師外,先后從中國的北京大學、北京語言文化大學、中山大學、暨南大學和北京師范大學、臺灣師范大學禮聘對外教學具有豐富經驗的漢語專家、教授到校任教。又選派教師到北京大學、北京師范大學和臺灣文化大學進修碩士和博士課程。
   在課程安排上,圣大中文系以學生畢業后能實用為主,設立基礎漢語、商業會話、商業秘書、旅游漢語、導游漢語、中泰翻譯等科目,每年組織該系學生到海峽兩岸進行短期進修。此外,還組織中華語言文化社、毛筆書法等社團和課外活動等。1999年開始,又把中文列為該校護理學院、藥理學院和物理治療學院學生的必修課。1996年1月,該校與泰國教育部合辦一所“華文師范學院”,為泰國各地華文學校培訓師資。
   三、鄭午樓贊同并支持饒教授創立潮州學,開展對潮人海外拓殖史的研究
   饒宗頤先生大力倡導對潮州文化的研究,于上世紀九十年代初促成了“潮州學”的建立。饒教授指出:“中國文化史上,內地移民史和海外拓殖史,潮人在這二方面的活動的記錄一向占極重要的篇幅,這是大家所熟悉的。潮人若干年來在海外拓殖成果和豐厚的經濟高度發展的各種表現,在中國以外各個地區孕育出無數繁榮美麗的奇葩,為中外經濟史寫下新頁,久已引起專家們的重視,而且成為近代史家嶄新的研究對象。”鄭午樓十分贊同和支持饒宗頤教授的觀點。1993年12月20日至22日,首屆“潮州學國際研討會”在香港中文大學舉行,得到“泰國華僑崇圣大學通力協作”。作為該校的創辦人、校董會主席的鄭午樓出席大會,并在會上致辭。他說:“潮州人的海外拓殖史,在客觀上已成為近代和現代中國華僑史的一個重點,這也是潮州學中一個值得研究的組成部分……有關潮州全面的歷史文化,無論古今,無論海內外,都值得大家作深入研究”。他指出,“東南亞的華僑華人以泰國為最多,而泰國的華僑華人中潮籍人又占了80%以上。所以午樓希望諸位在研究潮州學時,應將更多的精力投到我們泰國來。”“期望下一屆的潮州學研討會,能在泰國華僑崇圣大學舉行”。此外他還敦敦告誡:“一定要消除門戶之見,而且事實證明,我們潮人有足夠的心胸和氣量來摒除門戶之見。”泰國是潮州人最為麇集的國家,泰華社會是一個以潮州人居多的多元社會。如何與泰國原住民相處,始終是一個敏感的問題,尤其是在冷戰時期更甚。而以潮州人為主體的泰國華人,能夠與泰國各族人民和睦相處,為泰國的繁榮進步做出了重大貢獻,而自身也得到長足的發展,其中自然有許多值得研究的地方。鄭午樓希望“將更多的精力投到我們泰國來”,要“有足夠的心胸和氣量來摒除門戶之見”,不但指明了潮州學研究的廣泛領域,也指出了研究的方法。雖然由于各種原因,潮州學研討會至今仍未能在泰國舉行。但今天重溫鄭午樓對潮州學研究的看法,卻仍深為其精辟見解所折服,尤其是出自一位泰華領袖之口,更是難能可貴。
   在鄭午樓的指導下,泰國華僑崇圣大學陸續開展了有關華僑華人的研究。其中的中國文化研究所開展對華人聚居區的研究,并將研究結果編輯成書出版。泰中研究中心則出版了《泰國華僑華人史》專輯。
   四、余論
   饒宗頤和鄭午樓兩人的情深誼長。他們一為泰國商界精英、華人領袖,一為國際漢學大師,領域殊異,本無交集,卻成為幾十年交情甚篤的朋友,堪稱典范。其原因在于鄭午樓深受中華文化的教育,并且造詣甚深,因而十分尊重饒宗頤教授,視其為潮州文化乃至中華文化的象征,贊同饒教授創立潮州學,開展對潮州人海外拓殖史的研究;鄭午樓的華僑觀和華文教育的理念得到饒宗頤教授的贊同和支持,從而促使其更有信心和決心辦好華僑崇圣大學。兩人的交往,對于泰國華僑華人與當地原住民和睦相處安居樂業,起著正面的作用。既體現了潮州商人在事業成功的同時,崇文重教,報效社會的風范;也體現為著名學者對社會的引領作用。筆者學力不逮,希望有拋磚引玉之效,使更多學者注意這個問題,日后能從學人與社會的角度,進一步探討饒先生的學思歷程及其對社會的影響。
  
   □楊錫銘
   摘自2017年第2期(總第55期)《潮學通訊》
  
(發表日期:2018年9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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