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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認同是建成21世紀海絲的重要保證

2013年,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建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下簡稱21世紀“海絲”)倡議順應了時代前進的要求和各國加快發展的愿望。然而,建設21世紀“海絲”,不僅涉及到經濟,而且關系到文化,文化認同便成為構建21世紀“海絲”的重要保證。
   文化認同是重要紐帶
   1877年,德國地理學家費迪南•馮•李希霍芬(1833-1905)在其出版的《中國一親身旅行的成果和以之為根據的研究》(1877-1912)的5卷巨著中,首先出現“絲綢之路”(簡稱“絲路”)一詞。1903年“歐洲漢學泰斗”、法國的埃瑪紐埃爾一愛德華•沙畹(1865-1918)則首先提出“海上絲綢之路”的概念,他在其所著的《西突厥史料》(1935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中就提出:“絲綢有陸海兩道,北道出康居,南道為通印度洋諸港之道。”1968年,日本學者三杉隆敏所著的《探索海上絲綢之路》,正式使用“海上絲綢之路”這一名稱。由于海上絲綢之路,在東、西方之間不僅是經濟交流的重要渠道,而且是文化交流的重要載體,因此,在構建21世紀“海絲”時,就應當將文化作為一個不可或缺的方面,列入發展總體規劃之中。
   文化是除市場經濟之外的另一只“無形之手”。那么,在構建21世紀“海絲”過程中,文化還有一個認同的問題。
   關于文化認同,有學者作出這樣的解讀:共同體中長期共同生活所形成的對本民族最有意義的事物的肯定性體認,其核心是對一個民族基本價值的認同;是凝聚這個民族共同體的精神紐紐帶,是這個民族共同體生命延續的精神基礎。文化認同是民族認同、國家認同的基礎,而且是最深層次的基礎。
   然而,當今世界已進入全球化時代,一個民族、國家閉關自守是不可能發展的,美國社會預測學家約翰•奈期比特在《大趨勢》一書中就如是說:“在這新經濟時代,世界上所有國家都越來越互相依賴”(同上P55)協作生產將成為“世界經濟結合的流行方式”(同上P65),建設21世紀“海絲”發展戰略的提出,正符合時代前進的大趨勢。奈斯比特又指出,各國經濟的全球化,還“強調文化特點”(同上P75),對此可否這樣理解,文化多元化對于全球范圍的文化生態猶如生物多樣性對于維持物種平衡那樣必不可少,因此,文化認同就不只是對本民族,國家基本價值的認同,而且是應當擴大到各民族、國家之間的互相認同,即由“自認”到“互認”。21世紀“海絲”線長點多、地域廣闊、國情不同、文化各異,連著東盟、南亞、西亞、北非、歐洲等各大經濟板塊,發展面向南海、太平洋、印度洋的戰略經濟帶,將世界不同國家、文化的97個城市、港口連在一起,但要做到“此路暢通”,更需要一股強大的凝聚力,這股強大的凝聚力,便是超越地域、國別的文化認同。對本國文化的強烈認同,是國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偉大精神力量,而民族、國家之間對各自優秀文化的互為認同,卻能使我們的朋友遍天下,又能使21世紀“海絲”沿線成員統一認識、緊密團結,共同發展、合作共贏。因此,文化認同是建設21世紀“海絲”的重要紐帶,應當在這方面下功夫,以文化“海絲”強化經濟“海絲”,保證經濟“海絲”暢通無阻、永續作業。
   增強文化認同的支點
   要增強21世紀“海絲”沿線國家之間的文化認同,需要提供給予有力支撐的支點,主要有如下兩個。
   要善于表達自己的文化理念和文化主張。
   要達到文化認同,就應當按照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所言,除了“各美其美”,即“自認”,展示各自的優秀文化之外,還須“美人之美”,即“互認”,對他國優秀文化的尊重、贊賞,最終才能“美美與共”,即雙方文化互為包容、相得益彰,達到“天下大同”的目的。
   在弘揚自己的優秀文化的時候,尤其是作為21世紀“海絲”的發起者,不是妄自尊大、盛氣凌人,而是一視同仁、平等待人,真誠地表達自己的文化理念和主張,讓對方深入了解、充分理解以至心悅誠服,正如許嘉璐、季羨林、任繼愈、楊振寧、王蒙等知名人士所言:“國家不論大小、歷史不論長短、國力不論強弱,在文化交往和交流方面均享有平等權利”,“反對文化沙文主義和文化歧視”(2004年《甲申文化宣言》)在這方面,習近平總書記身體力行、率先垂范。2014年5月15日,他在出席中國國際友好大會暨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成立60周年紀念活動時,一開始就以孔子的“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充分表達了中國人民對朋友到來的愉悅。接著表明,中華民族歷來講求“滴水之恩,當涌泉相報”,“中國人民永遠不會忘記每位朋友”,而且“一直追求和傳承著和平、和睦、和諧的堅定理念。”并特別強調“中華民族的血液里沒有侵略他人、稱霸世界的基因,中國人民不接受‘國強必霸’的邏輯,愿意同世界各國人民和睦相處、和諧發展,共謀和平、共護和平、共享和平。”要求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要“以誠感人,以情動人,拉近中外人民的距離。”2014年以來的歷次外事活動中,習近平都是以“走親戚”、“交朋友”的方式開展充滿人情味的“友情外交”,深刻地闡述中國的文化理念和主張。5月19日,他與蒙古國總統會見時,提出了“親、誠、惠、容”的周邊外交理念。5月23日,他與外國專家座談時明確表示,“不拒眾流,方為江海”,中國永遠做一個學習大國,以更加開放包容的姿態,加強同世界的“互容、互鑒、互通”。7月4日,在韓國國立首爾大學發表重要演講時特別指出,中華民族是愛好和平的民族,深深懂得“國雖大,好戰必亡”的道理,決不會國強稱霸,以強凌弱,恃富欺貧。在出席中韓經貿合作論壇時,他又語重心長地寄語中韓企業家“以義為先,以信為重、以誠相待、敢為人先、激流勇進”,共創美好未來。
   2014年11月,習近平前往萬里之遙的澳大利亞,出席在那里舉行的二十一國集團領導人第九次峰會,對澳大利亞、新西蘭和斐濟進行國事訪問并同太平洋建交島國領導人舉行會晤。在這期間,他又多次引用中華經典詞句表達中華民族的文化理念和主張。在澳大利亞,用“志合者,不以山海為遠”,闡明中澳兩國雖遠隔重洋,但歷史和現實的紐帶將兩國緊緊地連在一起,成為好朋友和戰略伙伴。用“以和為貴”,“已所不欲,勿施于人”,闡明中華民族歷來是愛好和平的民族,中國人民絕不會將自己曾經遭受的悲慘經歷強加給其他國家和民族。在新西蘭,用“兄弟同心,其利斷金”,倡導兩國攜手合作,譜寫中新關系發展新篇章,更好地造福兩國人民。在斐濟,用“既以為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表明中斐雙方完全能夠將彼此的發展戰略對接起來,優勢互補,成為合作共贏、共同發展的發了伙伴。在與太平洋島國領導人會晤時,則因“春種一粒粟,秋收萬顆子”,闡明中國愿同各島國一道努力,求友誼之真,務合作之實,結共贏之果,共圓發展繁榮之夢。2014年11月,習近平在主持召開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八次會議時又明確指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提供了一個包容性巨大的發展平臺,能夠把快速發展的中國經濟同沿線國家的利益結合起來。再次強調,我們一定要秉持“親、誠、惠、容”的外交理念,近睦遠交,使周邊國家更認同、更親近、更支持。如此明之以言,曉之以理,重之以行,動之以情,使中國更具親和力和吸引力,國際的“朋友圈”不斷擴大。
   要以“有容乃大”的氣度促進文化認同。由于文化認同是雙向互認的,為此,我們應當以“有容乃大”的氣度認同他人的優秀文化,取人之長、補己之短;不是任性地要求別人認同自己,而自己卻將別人拒之門外。2015年4月,習總書記訪問巴基斯坦的過程中就充分體現這一點。在出訪前夕,他在巴基斯坦媒體發表了題為《中巴人民友誼萬歲》的著名文章,開頭就引用了烏爾都語(該國通用語)的詩句:“朋友的美好形象,就在我心的明鏡之中,稍一低頭,就能看見”,并真誠地表示:“在我心目中,巴基斯坦就是這樣一位好朋友。”“作為好朋友、好兄弟,中文為巴方取得的每一點進步、每一項成就感到由衷高興。我相信,只要人民齊心協力、團結奮進,就一定能夠找到符合自身國情的發展道路,在國家建設事業中取得更大成就,早日實現成為‘亞洲之虎’的夢想。”在巴基斯坦坦議會發表的重要演講中,盛贊巴基斯坦“這片熱土孕育了輝煌燦爛的古代文明,在近代史上書寫了爭取民族獨立、國家富強的壯麗詩篇”和“巴基斯坦善良勇敢、自尊自信,有著百折不撓、堅忍不拔的民族氣質。”同時,以巴基斯坦的“誠信比財富更有用”、中國的“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說明中巴兩國傳統文化理念的契合相通。正是對巴基斯坦優秀文化的認同、贊賞,進一步加深了中巴兩國的友誼,使兩國關系上升到“全天候”,中巴經濟走廊也成為“一帶一路”的“樣板工程”,將這個中心命運共同體打造成為中國與周邊國家構建命運共同體的典范。史實已經表明,只要互相尊重,互為認同,方能使多元文化與多邊貿易“無縫對接”、良性互動,達到和諧共榮的目的,在此以閩南文化(包括潮汕文化)為例簡要說明之。古刺桐港泉州由于開放包容,文化多元性的特征甚是明顯,僅就宗教文化而言,除了中國本土的道教和西漢末年傳入中國的佛教,還有伊斯蘭教、景教(古天主教)、印度教、摩尼教、基督教、猶太教、天主教和將某物種當作神來崇拜的拜物教等。佛教的開元寺,印度教的毗濕奴雕象,摩尼教的草庵,伊斯蘭教的清凈寺和葬有主穆罕默德四大門徒之三賢、四賢的靈山圣墓,景教的八思巴文墓碑等,就成為中外通過海上絲綢之路進行文化交流的佐證,于是,泉州便有“世界宗教博物館”的雅稱。
   文化認同促進了文化交流,文化交流推動了經濟發展。通過海上絲綢之路,泉州將中國的指南針、造紙、火藥、印刷術及制瓷術等傳到日本、印尼、阿拉伯以至歐洲,同時又引進了海外他國的生產技術。據《馬又波羅游記》記載,以大規模的制糖業出名的武干(今永春,一說是尤溪),原來的制糖方法粗糙,后來有些巴比倫人到了那里,傳授用木灰精制糖的方法,提高了蔗糖質量。泉州出產的優質“刺桐緞”,也是吸收外國先進技術的結果。在農業方面,引進外國優良品種和先進種植技術就更多,其中有傳自高麗的高麗菜,使自波斯的波薐菜,傳有荷蘭的荷蘭豆,傳自暹羅的茄子;還有蕃薯、番石榴、蕃木瓜、蕃橄欖等“蕃”字頭的果樹,均傳自海外。泉州的對外貿易,隨著海上絲綢之路的拓展,到宋、元代已空前繁榮。當時,到泉州經商、創業和傳教、致仕而長期定居的外國人數以萬計,主要來自阿拉伯,其次為波斯、印度和印尼、東南亞一帶,他們修建的基督教“南泉堂”、“安禮遜圖書樓”、錫蘭僑民的“世家厝”等舊址至今仍在。外國人還與泉州本地人通婚,其后裔有馬、丁、陳、郭、蔡等大姓。鼎盛時期,世界100多個國家、地區的商人匯聚在泉州城南一條約400米長的大街上,與華商交易各種金銀珠寶、綢緞布匹、香料藥材、茶葉瓷器等,故取名“聚寶街”,使這座古城呈現出“漲潮聲中萬國商”的盛況,成為當時可與埃及亞歷山大港匹敵的“東方第一大港”,元代至元三十的(1292),意大利的旅行家馬可波羅隨忽必烈大汗的三位專使就是從泉州啟航出海,護送闊闊真公主去波斯成婚。
   粵東的汕頭打開“汕門”之后,也得海洋文化風氣之先,海外的先進科技陸續在這里開花結果,建成了中國第一條由華僑集資修筑的民營鐵路——潮汕鐵路,創辦了電燈公司、電報局、自來水廠、新式織布廠、機器榨油廠,架設起長途電話線路等,使民族工業長足發展,鑄就了近代汕頭的輝煌。當時,已有英、德、法、俄等9國的遠洋輪船先后進入汕頭港,年進出港的船舶總噸位僅次于上海、廣州。對外貿易也很活躍,與泰國、新加坡、越南、柬埔寨和印尼等國有貿易往來。商業之盛僅次于上海、天津、大連、漢口、膠州、廣州,居全國第7位;在華南地區成為僅次于廣州的第二大商業城市。由于出現了“商賈云集,萬國樓船”的繁榮景象,因此有“百載商埠”之稱。
   現代的后起之秀廈門,自1981年設置經濟特區之后,不斷擴大開放,從湖里的2.5平方公里擴至全島131平方公,又創辦了享受經濟特區待遇的海滄、杏林、集美臺商投資區。至今,特區面積達1674平方公里,這就大大地拓展與海外進行經濟、文化交流的空間,使特區建設產生了質的飛躍。至今,廈門已有8個港口、114個泊位,世界五大洲除非洲須經中轉外,其它的亞洲、澳洲、歐洲、美洲基本上可直接通航。廈門國際機場已與110個國家、地區通航。國際直撥電話可達到158個國家、地區。已與80多個國家、地區有貿易往來為廈門成為21世紀“海絲”重要門戶創造了非常有利的條件。
   借文化之力揚帆“海絲”
   放眼全球版圖,世界經濟在“海絲”交匯,而東盟國家是“海絲”的樞紐,有多元、包容的文化,同時又是潮汕籍僑胞的聚居地。據史料記載,宋、元之后,東盟友家就成為潮汕海外移民的首選目標,遷徙至此地的潮籍僑胞,約海外僑胞總數的80%左右,他們遵守僑居國的律法,與當地民眾友好相處,很好地融入當地社會,具有文化認同的良好基礎。為此,潮汕地區要深刻國家頂層倡議,把握好時代發展的大趨勢,發揮自己的獨特優勢,借文化之力,積極投入“海絲”建設,以重振雄風、再創輝煌。
   首先可借“船”前行,即借助已搭就的平臺,加快發展自己,這不失為一條事半功倍的捷徑。據了解,國家正提速與東盟國家的跨國(境)經貿合作區的建設,其中有馬來西亞的馬中關丹產業園、柬埔寨的西哈努克經濟特區和泰國的羅勇工業園等。這些經貿合作區基礎設施配套,有陸、海、空交通網絡,高度自由化的市場,勞動力年輕化且成本低,園區由用地成本、標準廠房租金和水、電費低廉,并且沒有關稅壘壘。而且輻射將建成為面向國、東盟及世界的區域性商貿、物流及加工配送中心。同時,憑籍與中國、日本、新加坡、巴基斯坦、印度等簽署自由貿易協議和相關經濟合作協議,復蓋總人口達35億以上的廣闊市場,目前已有數家中國大企業入駐。潮汕一些有條件的企業,可根據自己的需要“擇巢而入”,利用在那里已經搭建好的平臺投資興業,就可能獲更好的效果。
   同時,可促進傳統農業美麗轉身,走上現代化之路。農業是“國之重器”,依然是“朝陽產業”。2017年中央一號文件,就強調農業產推行綠色生產房補,強化科技創新,發展有機農業和生態農業。潮汕農業,到了宋代就相當繁榮,“種田如繡花”的精耕細作已開始形成,一直延續至今并聞名海內外,這一優勢不要輕易放棄,而應通過改變因有理念、采用先進技術、管理,使傳統農業實現現代化。而位于西亞為“一帶一路”所涵蓋的以色列,沙漠面積占國土總面積的67%,剩下的土地還不全是可耕地,沒有潮汕的面積大,由于興修水利,采用滴灌系統、水肥一體化施用和電腦控制的現代化節水、栽培技術,使“沙漠之國”變成了“糧果之鄉”,農業成為以色列國民經濟和對外貿易的重要支柱,每年生產的蔬菜、瓜果、花卉等有機農產品大量出口歐洲;雞的產蛋量和牛的產奶量在世界也名列前茅。我國已與以色列簽署了加強農業合作行動計劃;2015年,廣東以色列理工學院(籌)和中以(汕頭)科技創新合作區建設正式啟動。有著良好農業基礎的潮汕可以此為契機,主要報請中央和省有關部門,尋求與以色列合作,由我方在潮汕劃出一個片區,共建包括發展有機農業和生態農業的“綠色農業園區”,引進以色列的先進技術、設備和管理,成為我國農業現代化的一個試驗區。并以此為基礎,引導當地農民通過土地合理流轉相對集中,興辦“綠色莊園”,推廣優良種子、種苗和先進種植栽培技術,如滴灌、無土的水栽培、塑料大棚等,實現工廠化生產蔬菜、水產、食用菌等有機農產品,再通過“互聯網+”了解市場需求、拓展銷售渠道。同時,在莊園內種植當特色的花木、果樹,配套餐廳、茶室、農舍,構成優美、淳樸的生態環境,為旅游增添一處勝地。
   還有就是增強“聚血”功能,為潮汕挺進“海絲”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撐。現代經濟從本質上講就是金融經濟,因為金融是經濟發展的“血液”。為此,我國參與的金磚國家經濟體成立時,就著手籌辦新發展銀行;“一帶一路”建設啟動后,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隨之誕生。基礎條件相當好的潮汕,可以創辦“南洋銀行”,以增強“聚血”功能,服務“海絲”建設。主要依據如下:
   其一,有雄厚的資源。在“福布斯”海外華人百強中,有19位是潮汕籍。海外華人的數萬億財富中,60%屬潮汕籍。同時,擁有一批潮汕籍的金融精英,在收入《潮商人物》的數十位精英中,除上述陳弼臣家庭的盤谷銀行之外,還有黌利家族的黌利銀行,鄭午樓與余子亮、鄭明如等的京華銀行,連瀛洲的華聯銀行。他們都是南洋銀行界的佼佼者,積累了豐富的經驗。
   其二,有良好的基礎。近代汕頭金融業發達,清光緒二十四年(1898),汕頭埠首家商辦銀行——中國通商銀行汕頭分行建立。隨后,日本臺灣銀行、英國匯豐銀行、大清銀行先后在汕頭設立分行或辦事處。據統計,至1936年,已有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農民銀行、廣東省銀行等在汕頭建立分支機構,還有民間金融匯兌58家,收找業256家,僑批局55家,金融業務網絡涵蓋上海、香港、及華南沿海數省市地區,在廣東省業務量僅次于省會廣州。
   其三,有先例可參照。2004年8月,浙商銀行正式開業,注冊資本100億元,提出了“在學習中發展,在發展中創新,在創新中領先,在領先中逐步做強”的努力方向。2005年12月,徽商銀行正式成立,2013年在香港聯交所掛牌交易,凈募集資金85億多港元,目前已擁有199個機構,復蓋全部16個省轄市和江蘇南京,在被英國《銀行家》雜志評為2012年全球千家大銀行中,排名第305位。2009年2月,晉商銀行問世,提出“厚德永續,源遠流長”和“匯通天下,共鑄偉業”的目標。
   特別指出的是,1993年任全國工商聯主席的經叔平早就提出,金融體制改革后,可以考慮成立民辦商業銀行,完全納入中央銀行管理的商業銀行規范。2013年6月,國家銀監會主席尚福林在陸家嘴論壇上明確宣布,允許嘗試由民間資本發起設立自擔風險的民營銀行、金融租賃公司和消費金融公司,鼓勵民間資本投資入股和參與金融機構重組改造等等,這又是一次難得的機遇。現在,名揚天下的三大商幫,只剩潮商尚未成立自己的銀行,因此,再也不能讓這次機遇擦肩而過。根據汕頭商業銀行的經驗教訓,可由海外潮商發起、本土潮商參與,創辦由他們自主集資、自主籌辦、自主決策、自主經營、自主管理、自擔風險的“南洋銀行”,總部可設在潮汕,政府只按《銀行法》進行管理。不直接插手干預。當今,互聯網革命已波及各領域,互聯網金融已成金融業的新生態,馬云推出“余額寶”存款業務之后,新浪便出“微銀行”,全面進軍支付業務,搶占理財市場。去年,騰訊作為大股東的“微眾銀行”也已經開業,而阿里巴巴主導的浙江網商行呼之欲出。為此,假如要創辦“南洋銀行”,就應當與時俱進,突破傳統模式,與互聯網接軌,除創辦實體銀行外,還可與網絡商聯手開設網上“南洋銀行”。
   王煒中
   摘自2017年第2期(總第55期)《潮學通訊》
  
(發表日期:2018年9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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