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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考古資料與歷史文獻論粵東古文明——兼論“浮濱文化”相關的若干問題

引言
   潮汕先民及其文化,是由粵東地區特定的自然地理環境所形成的。從大的地理環境而言,粵東地區由兩道北東走向的山脈所環抱,其一為蓮花山,另一為鳳凰山。兩山皆東、北起于粵閩兩省界。而潮汕地區第一大河韓江,其上游即為閩西南的汀江。所以,粵東閩南之所以成為同類型的區域文化,完全是由于山水相連的地理環境所造成的。
   就蓮花山脈而言,其中釋迦崠及大北山與潮汕地區的自然地理環境關系較為密切。釋加崠在豐順縣東南部,屬蓮花山東南側支脈,東北隔韓江谷地與鳳凰山遙望,山上龍蟠寺稱釋迦庵,故名。海拔一千二百八十五米,山體龐大高峻,是韓江與榕江的分水嶺。而大北山在揭陽市北部,在揭西、豐順、五華三縣境內。東起龍頸水庫,西至五華縣平安,南起北山電站,北至豐順縣境。因在榕江谷地之北,相對其沿海的大南山得名。榕江之北河即發源于大北山。而榕江谷地一直伸展至揭陽南部及于普寧北部的廣太地區。此一地區,我認為是舊石器晚期至新石器時期粵東地區先民活動的中心區域。考古學家于揭陽榕江流域發掘出土文物所稱之“虎頭埔文化”與“后山文化”遺存,就大量分布于此一地區。
   至于鳳凰山脈,則為粵東地區之大埔、饒平、潮州、豐順等縣市邊界,西北以韓江谷地與蓮花山相望,東南至饒平的黃岡河谷地低山南麓與粵東沿海丘陵分野。最高處兩峰相連,形似鳳凰頭冠,故名。而鳳凰山脈之西巖山、大質山與香爐山,皆為韓江與黃岡河的分水嶺(1)。故韓江與黃岡河之發源及其流域,是判然兩分的。饒平浮濱區的塔仔金山和聯饒頂大埔山兩處墓地的出土文物,為“浮濱文化”之代表。而以地理歷史及考古文化而言,此一地區既不屬韓江流域,也不屬榕江流域;嚴格來說,應稱之為“黃岡河流域文化”。
   粵東地區之考古學研究,自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末饒宗頤先生發其端,與林德侯諸先生親至榕江谷地的虎頭嶺、黃岐山等丘陵地帶進行田野考古,及后著成《韓江流域史前遺址及其文化》一書,成為彼時廣東省內第一本考古學專著。近年饒先生又倡導揭陽榕江先秦兩漢考古,與北京大學著名考古學家、古史專家李伯謙教授共同策劃,成立專業考古隊進行挖掘并發表了一系列發掘報告。而潮籍兩位考古學家:中山大學曾騏教授和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邱立誠研究員及其他學者,撰寫了一系列相關的考古研究論文。總體而言,在過去五、六十年潮汕地區文物考古工作的基礎上,此次揭陽榕江先秦兩漢的考古發掘及研究,取得極為豐碩的成果。本文正是根據這些考古成果并結合民族學的調查資料和有關歷史文獻,對先秦時期潮汕先民及其活動的中心區域與相關的古文明,進行一系列的探索和研究。
   一、榕江谷地與虎頭埔文化及后山文化
   榕江源自蓮花山脈與鳳凰山脈,得兩山之水挹注而成。榕江之主流源于陸河縣鳳凰山,流經陸河、揭西、普寧、揭陽、揭東、潮陽、汕頭等縣市,于汕頭市牛田洋入海。長一百七十五公里,流域面積四千四百多平方公里。故以普寧虎頭埔文化和后山文化為代表的粵東閩南地區新石器晚期出土諸遺存,屬于榕江流域文化,是確切無疑的。另一方面,榕江北河則源于蓮花山脈豐順縣桐子崠,至揭陽砲臺雙溪嘴匯入榕江,長九十二公里,流域面積一千六百多平方公里。(2)根據考古資料顯示,大量的新石器晚期遺存分布在此一區域,說明在漫長的遠古年代,該地區成為潮汕先民活動和生活的中心區域之一。在此一區域的揭東縣埔田鎮車田村馬頭崠和新亨鎮碩和村老鼠山各出土一件手斧石器。根據邱立誠、鄧聰兩位先生的考證,“這兩件燧石兩面修整石器,從石器器形下面形狀、刃沿及修整技術,都與歐洲所見的典型手斧相當一致。從器類型學說,這種手斧石器屬于舊石器時代中晚期階段。”兩位先生并指出“就目前而言,中國學者報導發現舊石器時代手斧石器的地點除山西丁村外,還有北京、陜西、河南、湖北、湖南、安徽、江西、吉林和廣西,由此掀起了對中國手斧石器討論的熱潮(3)。”
   由此可知,榕江北河流域的揭東地區發現的兩件舊石器時期手斧石器,是廣東省迄今為止發現的具有典型手斧特征的兩件舊石器時代晚期遺物,其意義實在非同凡響。同時也說明在遙遠而漫長的舊石器時代,榕江北河流域已經有先民在這里活動和生活。
   粵東的地形,基本上是北高南低。榕江谷地之形成,就是由蓮花山下的豐順,向南漸次延伸至揭陽市,其中包括揭東、揭西和普寧。粵東地區新石器時期典型的出土文物,如早期的象山類型細小石器,20世紀80年代,就在豐順的湯屋山有所發現,“采集到四件燧石石器材料,有人字形多邊刮削器,多邊凹凸刃刮削器和兩片長薄石片,與南澳(象山)細小石器的材料相同,應屬同一文化系統(4)。”
   象山類型之后,新石器后期的虎頭埔文化與后山文化的典型遺存,都在普寧發現,而此兩類型的文化遺存,在榕江北河流域的揭東和揭西,有大量而集中的分布,說明這個有山有水、有丘陵而地勢平緩的榕江谷地,是新石器時期粵東先民活動及生活的中心區域之一。而比上述更早、代表著舊石器晚期兩件手斧石器的出土地區(揭東的埔田和新亨),也同樣處于此一區域,這是很能說明問題的。
   根據曾騏教授和吳雪彬先生《揭陽榕江流域的后山文化》一文對粵東史前歷史時期的大致劃分,為:象山人(早期。郭按:應指新石器早期)、陳橋人(中期)、后山人(晚期)、浮濱人(末期)。該文指出“在揭陽境內后山人階段之前普遍存在著一類以虎頭埔窯燒作的飾幾何形印紋圈足極矮的壺、罐類器物群為代表的虎頭類型,它晚于韓江流域的陳橋人遺存(5)。”
   所以,根據曾騏教授等學者的意見,虎頭埔類型被置于陳橋類型與后山類型之間。及后依照北京大學李伯謙教授在《揭陽的遠古與文明》一書序中之論定,虎頭埔類型、后山類型被提升至“虎頭埔文化”與“后山文化”的層次。可見粵東考古文化已充分受到我國學術界的重視。
   虎頭埔文化遺存位于普寧廣太鎮綿遠村虎頭埔南坡,1982年開始發現并初步發掘。2002年中為配合“榕江先秦兩漢考古學文化綜合研究”項目的開展,以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魏峻博士為首組成揭陽考古隊對虎頭埔遺址進行大規模發掘,共清理了新石器時代的陶窯十八座、燒坑六座和房屋一座,另發掘出一批新石器時期陶器和石器,其中包括小口鼓腹罐八件、重腹罐六件、折沿罐八件以及石三件。根據魏峻先生的發掘報告指出:“以虎頭埔遺址為代表的遺存是分布在廣東省東部和東北部的一種具有自身鮮明特點的新石器晚期土著文化遺存,可以稱之為虎頭埔文化。……以東北——西南走向的蓮花山脈為界,虎頭埔文化至少包括了榕江中下游地區和梅江流域這樣兩個中心分布區。”《報告》特別指出:“與虎頭埔遺址的出土陶器相類似的古代遺存在整個榕江流域都有分布。例如揭陽市磐東鎮的獅頭崎遺址,梅云鎮的浮丘山、豬腿山、石頭村遺址,揭東縣玉湖鎮的雞籠山、南面留遺址,埔田鎮的金雞崠、寶山崠、出米石、翁內山遺址,桂嶺鎮的圓頂山遺址,普寧市石牌鎮的花鼓巖遺址,揭西縣河婆鎮的大廟山、北坑遺址等。這些遺址多位于相對高度三十至六十米的低矮丘陵或崗地的頂部,附近往往有一些小河或溪流流過。……現有考古資料顯示,與虎頭埔新石器時代遺址出土陶器文化面貌相同的文化遺存在榕江中游沖積平原與蓮花山山地的交界地帶分布最為密集,這一區域應該是虎頭埔一類遺存的中心分布區。在更南一些的練江中上游地區和韓江下游地區,這類遺存的發現則稀疏得多。(6)”
   魏峻先生《發掘報告》中所指之虎頭埔一類遺存的中心分布區,實際上也就是我在本文前面根據地理學上所稱之榕江谷地區域,說明彼此的觀點是完全一致的。
   至于后山文化,其遺址位于普寧池尾鎮塔豐村后山南坡的墓葬(7)。出土陶器多屬小型非實用的隨葬陶器,但“創造出有提梁、雙流注的雞形壺,這是后山類型最具特色的陶器。造型獨特的雞形壺,在后山出土共七件之多(8)。”
   由此可知,雞形壺在考古上遂成為后山文化典型的標準器。根據曾騏教授等考古學家的考證,后山類型的主要分布,其中心區域在揭陽東部,主要分布于黃岐山、新亨、曲溪、云路、埔田、砲臺、霖磐、錫場和仙橋等地,榕江上游的豐順也發現有后山類型的遺存。說明榕江谷地的北河流域的確是后山文化分布的中心區域,而其分布“波及東江、梅江、韓江及粵東西部沿海,遠及深圳東海岸。(9)”
   另一方面,普寧池尾后山墓葬還出土十余件石銼磨器,鄧聰先生指出是樹皮布石拍,認為:“樹皮布文化在史前人類衣服歷史中,占有意想不到的重要地位。……普寧市池尾后山遺址,一舉發現樹皮布石拍十余件之多,同時伴出有大量的陶器,對石拍時代的斷定提供了準確的依據,成為東南中國青銅器時代石拍發展歷史探討的熱點(10)。”
   據之可知,后山文化時期,相當于中原夏文化后期階段(新石器晚期,距今約三千七百至三千九百年),粵東地區尤其是榕江流域先民是以樹皮布作為衣服的。可以說,樹皮布文化亦是后山文化的主要特征之一,這一點對研究粵東先民在此一時期的生活狀態及其文化水平是極為重要的。
   于1986年出版的《揭陽文物志》曾對該縣數十年來的考古成果及文物分布情況作了如下概述:
   “四十年代(20世紀40年代)以來的田野考古資料證明,早在四、五千年的新石器時代晚期,已有先民在這塊土地上繁衍生息。……據近二十多年考古發現,新石器時代晚期,人類活動遺址遍及全縣。砲臺的陂林山遺址,地都油甘山遺址和華美鄉隴埔遺址,埔山梅林坑遺址,白塔大盤嶺遺址等,已出現釉陶、彩陶和銅器。……(11)”
   《揭陽文物志》所述新石器晚期該縣出土文物的分布區域,大多分布在榕江北河流域,這與《揭陽文物志》出版后近二十年來粵東的考古新發現,仍然是一致的。從新舊的考古發現證明,以虎頭埔文化和后山文化為代表的粵東閩南地區新石器時代晚期文化,從其集中分布的考古遺存看來,顯然是由特定的地理環境所造成的,那就是由蓮花山脈與源于此的榕江沖積而成的榕江谷地,其地勢由北向南平緩延伸,從蓮花山下的豐順漸次向南伸展至揭陽、普寧。
   從地理上看,今揭陽仙橋至普寧廣太地區同在紫陌山一線,既有平原地帶可供農耕,又因瀕臨榕江,有水源可資灌溉,同時先民也可漁獵,因此是個適宜人類生活的有山有水有平原的好地方。
   以考古遺存來說,仙橋古溪山前村出土兩柄牙璋,與中原及其它地方出土的牙璋一樣,都是象征權力和地位的禮器,也是地區文明的重要象征,其年代應在夏朝之際。
   我師饒宗頤先生在研究古史時專門考證過牙璋,他對仙橋山前村出土的兩柄玉璋非常重視,于1999年曾親至揭陽博物館參觀,及后在其所撰專文中還特別予以提及,可見這兩柄牙璋在考古學上的重要性。就饒師的專文記載現有國內外出土牙璋的資料而言,整個廣東省的廣大地區,就只有揭陽仙橋山前村出土的兩柄玉璋。
   筆者認為,牙璋作為上古時期的重要禮器,因此,就其考古意義而言,出土兩柄牙璋的揭陽仙橋地區,應是夏代時期粵東地區土著文明的集中地和群落的權力中心。而距其不遠的普寧廣太地區,出土了28座陶窯,顯然是生產用具,以供人們生活之用。所以,可以說,在地理學上稱為“榕江谷地”的這一地區,以揭陽仙橋的考古文明為象征,是新石器晚期(包括虎頭埔文化和后山文物)潮汕先民生存和活動的中心區域。
   二、黃岡河谷地與浮濱文化
   根據《饒平文物志》的記載:一九七四年五月至十月,饒平浮濱區塔仔金山發掘商周墓葬五座。兩處墓地共出土遺物三百多件,其中包括大量的石戈、石矛、石、石鑿,還有石斧、石玦、石環、石磺和礪石等;同時還出土大量陶器,有夾砂紅陶、黑陶和泥質陶。制法有手制輪制和手輪并制;器型包括獨具本區特色的大口尊,共有三十三件之多,成為浮濱文化的標志類型之一。此外還出土大量的尊、小尊、壺、豆,還有盆、缽、杯和紡輪等。而且還出土包括玉玦殘玉飾等玉器。尤其重要的是,在聯饒區頂大埔山墓地還出土了一件早期青銅器。《饒平文物志》的編寫者認為:
   “我縣浮濱、聯饒兩地的墓葬群遺址及其遺物所反映的文化應早于以夔紋陶為特征的文化階段,其年代約在商代后期至西周前期。同類的器物在粵東和閩西南相繼都有發現,但我縣發現的比較集中和成套。推測在這一區域范圍內,存在著一個有別于其他幾何印紋陶文化系統的另一文化類型。目前暫稱為‘浮濱類型’文化(12)。”
   饒平浮濱、聯饒的出土文物引起考古學界的高度重視。1983年考古學家何紀生先生鑒于這批文物在考古學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指出:“浮濱文化是近年發現的青銅文化。(13)”——首次將《饒平文物志》當年暫時命名的“浮濱類型文化”,去掉“類型”二字,而使之提升至代表一種考古文化的層次。但1986年考古學家朱非素先生的論文認為“對這一類遺址和遺物暫且冠以‘浮濱類型文化遺存。(14)’”
   1993年,邱立誠先生以論文《先秦兩漢時期潮汕地區的考古學文化》參與第一屆潮學國際研討會,文中正式提出“浮濱文化”的命名問題(15)。同年,我師饒宗頤教授在其《從浮濱遺物論其周遭史地與南海國的問題》一文中指出:“浮濱文化遺存分布于粵東與閩西,恰巧是閩南方言的區域(16)。”——極為精關地點明粵東閩南這一獨特區域文化的形成及其源流所在,以及浮濱文化與現今閩南方言區的密切關系。
   1997年,邱立誠先生、曾騏教授合撰之《論浮濱文化》一文指出:
   “目前,考古學界已取得共識,確認浮濱文化是指分布于粵東、閩南區域內的一處以長頸大口尊、圈足豆、帶流壺等釉陶器與直內戈、三角矛、凹刃錛等石器和少數幾種青銅工具兵器為基本組合的考古學文化,是南方地區中受到中原商周文化強烈影響的早期青銅文化。”
   該文也指出浮濱文化“雖然受到中原及周鄰青銅文化的強烈影響,但其地緣性與土著性十分鮮明。……出現攜帶戈矛等武器的武裝力量,說明掠奪性的戰爭及抵抗外族集團侵犯的戰爭都較頻繁地發生。因此,浮濱人的戈類較之周鄰地區都要發達,尚武精神顯而易見。浮濱人的制陶業較之粵東、粵北也有進步的一面,一是出現形制巨大的陶器,如大口尊;二是首先使用施釉技術,這是原始瓷的萌芽。這些情況與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密切相關。再者,一些不是實用的戈以及璋的出現,是禮儀權杖的顯露,可知在浮濱人的社會中等級觀念已相當明顯。我們推斷當時已存在一個浮濱王國(17)。”
   邱、曾二位上文的考證與論述十分重要。至于在揭陽等地發現石璋在禮制文明上的意義,饒宗頤教授早已多次撰文論述(18)。而對于“浮濱王國”的問題,饒先生極為重視,在其近年所撰《浮濱文化的石璋、符號及相關問題》一文中指出:
   “我以前見過浮濱大口尊,口沿每見‘王’字,曾提出與‘漢代南海國’或有關系的論見。(19)邱(立誠)君謂:‘饒宗頤教授認為‘王’的標記似乎表示浮濱在殷國之際曾經是屬于越族的一個王國,這個意見很有見地。浮濱文化的這批刻符,看來不純粹是記數符號,肯定其中已有的具有指事的意義。”饒先生并以天文學之五星說結合《莊子•大宗師》等文獻,指出浮濱陶器中之符號,“如果是作為五星的征象,浮濱在古代是一個王國(20)。”進一步肯定了“浮濱王國”之說。
   2006年末邱立誠先生以《再論浮濱文化》一文參加在香港大學舉行的“饒宗頤九十華誕國際學術研究會”。邱先生對浮濱文化的研究用力至勤,成果甚豐。該文進一步提供資料,證實“浮濱王國”的確存在,云:
   “浮濱、聯饒墓葬有十七件陶器上共刻劃十三種陶文或符號,其中一件尊的腹部刻劃一個‘王’字,雖然我們還不能斷然肯定這個‘王’字與現今的‘王’字同義,但從浮濱文化所顯示的內涵(如禮制、武裝力量、埋葬等級)和社會性質,浮濱王國的存在已是無可置疑的事實(21)。”
   浮濱文化遺存在粵東閩南地區有廣泛的分布。在粵東,主要有普寧牛伯公山遺址。據考古學家推斷,此處為粵東先民生活區,出土器物有釉陶器大口尊、豆,陶器尊、罐、帶流壺、豆、缽、杯、釜、器座、支腳、梯形紋陶拍;石器則有戈、矛、鏃、錛、鑿、刀和礪石;飾物則有石環和玉玦,還出土紡織用的陶紡輪。而揭東地都油柑山墓葬也出土浮濱文化典型遺物:大口尊和紡輪,以及其他的壺、罐等。另一重要的遺址,則以揭陽山前村出土兩件石牙璋最值得重視,這是浮濱文化時期粵東地區具有禮制文明的重要象征。邱立誠先生認為,這類型牙璋“主要流行年代為商代晚期前后,這與浮濱文化的年代十分吻合。福建(漳州)虎林山墓葬地也出土兩件石牙璋。……牙璋在這一區域的出現,正是浮濱文化含有商文化因素的典型物證(22)。”其說甚是。
   此外,南澳東坑仔遺址也出土浮濱文化典型遺存大口尊和陶紡輪,以及其他器物陶壺、罐、器蓋、支座、支腳和石器如錛、斧、矛、穿孔石器以及石紡輪等。紡輪之有陶制與石制,說明浮濱文化時期粵東先民紡織之普及。而粵東的大埔楓朗墓葬群出土大量陶器與石器,器物類型大體與普寧牛伯公山遺址出土相近但更豐富多樣,而最典型的都是同樣具有浮濱文化特征的大口尊和紡輪等。
   至于閩南出土浮濱文化遺存的主要區域,實際上就是處于鳳凰山與蓮花山東側,與饒平、大埔鄰界的南靖至漳州,以及云霄等地區。這一地區屬于閩西南的九龍江流域。其中南靖烏侖尾遺址、狗頭山遺址、浮山遺址、三鳳嶺遺址,龍海的枕頭山遺址,還有極為重要的漳州虎林山遺址等等,所出陶器及石器與饒平浮濱、聯饒墓葬遺物大同小異,大都有大口尊及紡輪,以及其他壺、盆、豆、罐、缽等陶器,還有戈、矛、錛等石器。而粵東揭陽仙橋山前村出土牙璋二件,閩南漳州虎林山也同樣出土牙璋二件,形制雖有不同,但其具有禮制文明的意義以及同樣受到商文化的影響則一。至于饒平聯饒墓葬出土青銅戈一件,與漳州虎林山出土青銅戈一件形制極為相近;而后者還出土青銅矛及青銅鈴各一,顯示浮濱文化時期粵東閩南地區確已處于青銅時代(23)。
   從歷史學的角度,筆者認為浮濱文化時期是繼虎頭埔文化及后山文化之后,粵東閩南地區古代文明的一次飛躍,其象征意義表現在如下幾方面:
   1、浮濱文化時期粵東閩南地區與中原的商王朝區域,盡管在發展水平上存在差別,但粵東閩南地區顯然亦跟隨商文化進入青銅時代。說明這一地區的先民亦緊隨中華民族的主體文明一同前進。
   2、浮濱文化時期粵東閩南地區的出土遺存廣泛發現紡輪這一器物,說明此一地區其時確已進入“紡織時代”。我認為其意義并不亞于“青銅時代”。因為浮濱文化時期粵東閩南地區出土的青銅器主要還是用于作戰的戈、矛,是戰爭的武器。但“紡織時代”卻顯示其時社會經濟和民生水平的極大提高。因為紡織品原料,在南方主要來源于種植桑蔴。桑葉可養蠶取絲,經紡織成絲織品;蔴絲則可織成蔴布。紡織品文明是人類文明的一大進步。浮濱文化時期粵東閩南的先民告別后山文化時期的樹皮布時代而進入“紡織時代”,其意義與本地區其時進入“青銅時代”同等重要。說明其時亦跟隨北方中原商王朝的“紡織時代”,顯示粵東閩南地區于浮濱文化時期在整體文明上并沒有脫離中華文明大時代的步伐。而豆、榖、桑、蔴,前二者是食,后二者是衣。按照人類的生存和發展規律,是先食后衣的。故既營桑蔴以紡織為衣,說明其時粵東閩南地區先民種豆、榖以足食,是理所當然的事。浮濱文化時期粵東閩南地區有頗具規模的制陶窯,生產大量盆、缽、盂、杯、罐、釜、豆、壺、尊等陶制食具和用具,說明此地區人口不少。而食物多食具自然多,這是很能說明問題的。
   3、衣食足然后知禮義。粵東、閩南各出土二件牙璋,說明其時此一地區在政治上的等級制度和祭祀活動已具有(受到商文化影響)禮制文明的客觀存在。饒平浮濱和聯饒的墓葬上明顯的等級差別,充分說明了政治地位上的尊卑,反映了其時粵東閩南地區社會上實行禮治制度的事實。而這一地區的最高統治者就是王。饒平浮濱、聯饒出土陶器中,有一陶尊刻有“王”字,我認為擁有者以此地區“王者”自居的意義是十分明顯的。因為浮濱文化時期,粵東閩南既受北地商文化的影響而進入青銅時代和紡織時代,又有四件牙璋顯示此地區政治上存在禮制的觀念。而夏、商以來,北方中原政權皆被王權統治,王制思想亦勢必影響此一地區。北方的陶文、甲骨文、金文皆有“王”字,故饒平出土陶尊之“王”字,其涵義自與北方王權思想相同。這一點,我相信是毫無疑義的。而浮濱文化時期粵東閩南地區出現一王國,姑不論稱之為“浮濱王國”是否恰當,但其中心區域在饒平,卻是肯定無疑的。
   為什么其時該王國的中心區域會在饒平呢?——我認為完全是地理政治的因素所決定的。
   如前所述,新石器晚期,粵東地區的虎頭埔文化和后山文化的中心區域在榕江谷地一帶。其特點是由北東走向的蓮花山脈,平緩向東南低斜,由榕江沖積而成的一片谷地,由豐順向南漸次伸展至揭陽(包揭西、揭東)和普寧。其間有平緩的山崗和谷地,有小河和溪流,適宜人類居住和生活。至青銅時代,浮濱文化時期的饒平,顯然亦具備與上述相近的獨特地理特點。其“地處粵東沿海丘陵區,三面環山南流南海,中為黃岡河谷地。北部西巖山海拔一千二百五十六米,為縣最高點。南部沿海為低丘和平原。黃岡河源于縣北,南流經全境入海(24)。”
   所以,黃岡河谷地主要的地理特征幾乎與榕江谷地完全一致:同處于粵東瀕海的丘陵地帶,北部一道山(榕江谷地是蓮花山脈豐順段的釋迦崠,為韓江與榕江的分水嶺;黃岡河谷地北部則為鳳凰山脈西巖山,為黃岡河與韓江的分水嶺),逐漸向南平緩延伸為谷地;一道水(榕江南北河匯流出海;黃岡河一河貫饒平南北全境)向南流,與谷地相輔相成。而榕江與黃岡河皆源于潮汕境內之山,與韓江之源于紫金縣七星崠,又合并閩西南汀江之水,是有所不同的。所以,實事求是而言,韓江流域、榕江流域與黃岡河流域都是粵東境內獨立的地理單元。韓江流域源于紫金縣七星崠,沿蓮花山北麓向東北流經紫金、五華、興寧、梅縣、梅州等縣市,至大埔三河壩納入汀江后始稱韓江,再流經大埔、豐順、潮州市、澄海縣,至澄海北港入海(25)。
   榕江南北河流域則流經陸河、揭西、普寧、揭陽市、豐順、揭東、潮陽、汕頭等縣市,于汕頭市牛田洋入海。
   黃岡河則源于鳳凰山脈西巖山之大崠坪,至黃岡鎮石龜頭由柘林灣入海。所以,由黃岡河谷地所形成的饒平縣,有其地理上的獨特性:其東與福建省詔安縣交界,北與大埔縣交界,西和潮州、澄海二縣市毗鄰,南臨南海。而境內東、西、北三面山脈圍繞,形成天然屏障;南臨南海,則可便利海上交通。地勢北高南低,黃岡河貫穿全縣,全長八十四公里,全流域控制了全縣總面積九成。浮濱塔仔金山墓葬群、聯饒頂大埔山墓葬群以及新豐宮科遺址、三饒鷓鴣堀遺址、新塘跳仔崠和后頭山遺址、新墟虎地路坎遺址、樟溪馬山湖遺址,這些遺址出土器物皆有浮濱類型特征(26),而全部處于黃岡河流域亦即黃岡河谷地。因此,所謂“浮濱文化”,確切地說,應屬于“黃岡河流域文化”或“黃岡河谷地文化”,或者“饒平文化”。其實,浮濱區地方并不大,區內塔仔金山墓葬群距另一同時出土的聯饒區頂大埔山墓葬群約二十余公里。一九七四年五月至十月,兩處同時進行發掘,結果浮濱塔仔金山清理墓葬一十六座,而聯饒頂大埔山則有五座。如果以墓葬數目論,則以“浮濱文化”命名原沒有問題;但如果以此一時期為“青銅時代”論,則青銅戈在聯饒頂大埔山墓葬出土,其象征性及重要性亦不言而喻。而浮濱一區地方極小,稱“浮濱王國”(27)并不恰當,亦不符合歷史事實。而是包括整個饒平的黃岡河谷地,其地勢北高南低,三面環山形成天然屏障,一面臨海可便利交通,在新石器晚期至青銅時代之際(商中期至西周初期,距今約三千五百年左右),粵東閩南地區自成一國,其中心區域(亦即王都)在黃岡河谷地亦即今饒平地區,立國于此,有其安全的保障,是完全可能的。
   所以,粵東的潮汕地區,其地理區域的名稱是必須加以厘清的。如黃岡河流域僅有饒平一縣,既不屬于韓江流域,也不屬于榕江流域,屬于獨立的地理單元。而韓江流域各縣市與榕江流域各縣市,除豐順一縣外,互不重疊,各不相同。而且韓江與榕江則有蓮花山為分水嶺,韓江與黃岡河則以鳳凰山為分水嶺。故諸江河源頭不同,流域各異,所以韓江流域、榕江流域與黃岡河流域乃為各自獨立的地理單元,是不能混為一談的。故粵東考古一定要與其地理特點緊密結合,有關考古文化之命名,一定要使用準確的歷史地理名稱,這樣在學術上才更符合科學性和準確性。
   三、論粵東閩南于浮濱文化時期出現王國的相關問題
   如前所述,浮濱文化時期粵東閩南地區曾出現過一王國,其中心區域(即都)就在現今之饒平縣(即黃岡河谷地);其幅員應包括榕江流域、韓江流域和饒平、大埔東側的閩西南地區,也即九龍江及其西溪流域。在上述這些山川相連互相毗鄰的地區,在同一時期出現過具有極為強烈考古學文化特征的同類型器物:釉陶大口尊、釉陶把壺以及釉陶豆等,“這類器物目前僅于粵東普寧縣以東地區至閩西南(有出土),頗有地方特色(28)。”——這種生活用具乃至祭祀器物(如釉陶豆)的同一性反映了粵東閩南地區原住民生活習俗的同一性。由此推斷此一地區生活著一個族源、語言、生活習俗相同的單一民族——我認為就是畬族。但無論漢人的典籍文獻中對此一民族作何稱謂,由其種姓決定其族源是判斷此一少數民族的不二法門。因為藍、雷、盤、鍾諸姓氏,是構成畬族種姓的主要特征,這是其他少數民族所無的。因此,如果機械地尋求“畬”字起源于何時而研索其族源,是肯定不得其要領的。陳壽祺于清道光十五年修《重纂福建通志》,其卷三《風俗考•畬民》云:
   “唐時初置汀州,徙內地民居之,而本土之苗(按:即少數民族之通稱)仍雜處其間,今汀人呼曰畬客。‘畬’字不見于史,各省諸苗,如仡佬之見《炎徼紀聞》,瑤僮之見《嶺南雜記》,以及黎民、蛋戶皆無稱‘畬’者。《明史•地理志》中,畬字僅見于漳平縣中有百家畬洞,距龍巖、安溪、南靖、龍溪、漳平五縣之交,是閩地(西南)之蠻皆稱曰‘畬’也。……畬之在閩,所謂被之聲教,疆以戎索也。……長汀范紹質《瑤民紀略》亦言:以槃、藍、簍為姓,三族自相配偶,不與鄉人通(29)。”另據清同治六年李拔《汀州府志•叢談》云:“汀瑤人,與虔、漳、潮、循接壤錯處以槃、藍、雷為姓,三姓交婚。”故知“簍”姓即為“雷”姓。此點極為重要。
   按上引《明史•地理志》所言有百家畬洞的漳平,以及畬人聚居的龍巖、南靖、龍溪諸縣,皆處于毗鄰粵東的閩西南地區,恰好位于前述大量出土浮濱類型器物的九龍江流域,這是很能說明問題的。
   另據陳文衡《龍巖州志》云:
   “畬客即瑤人,巖屬俱呼為畬客。……在巖者惟藍、雷二姓,在平寧者有藍、雷、鍾三姓(30)。”
   又據薛凝度《云霄廳志》云:
   “(唐)高宗總章二年(公元669),泉、潮間民苦蠻獠之亂,僉乞鎮帥以靖邊方,乃以左玉鈐衛翊府左郎將陳政統嶺南行軍總管事,鎮泉、潮間故綏安地(31)。”并引郡邑志中所存唐高宗總章二年《詔陳政鎮故綏安縣地》文,內中云:“泉、潮據閩、廣之交,嶺南為獠蠻之藪(32)。”
   據上可知唐高宗詔文中,直指閩南粵東地區的泉、潮二州乃“獠蠻之藪”。說明此處確為畬人傳統的聚居地。陳政卒后,其子陳元光繼任泉、潮守戌左玉鈐衛翊府左郎將一職,其上《請建州縣表》中亦云:“茲鎮地極七閩,境連百粵,左衽居椎髻之半,可耕乃火田之余(按:此乃畬族古代之民風民俗),原始要終,流移本出于(泉、潮)二州;窮兇極暴,積弊遂逾于十稔。元惡既誅,余兇復起,……誅之則不勝誅,徙之則難于屢徙。倘欲生全,幾置刑措,其本則在創州縣,其要則在興庠序。……(33)”
   據陳元光《請建州縣表》所言,也確認畬人“原始要終,流移本出于(泉、潮)二州”,說明粵東閩南地區,確是畬人之族源祖地。
   陳元光受命繼其父陳政之后領泉、潮軍事以平獠蠻之亂,時在唐高宗永淳二年(公元683)八月一日(34)。二十八年后,即唐睿宗景云二年(公元711)十一月,“蠻寇雷萬興……糾黨復起于潮,猝抵岳山。元光聞報,遽率輕騎御之,援兵后至,為賊將藍奉高刃傷而卒(35)。”
   陳元光之子陳珦,于“開元三年(公元715)率武勇夜襲巢峒,斬前刃父賊藍奉高,并俘其余黨,遷州治于李澳川(即今漳浦縣治)。二十余年,剪除頑梗,訓誨亡民,澤洽化行(36)。”
   自陳政、元光及陳珦祖孫父子三代,近六十年間奉命率軍平泉、潮二州獠蠻之亂,可見這個祖居于粵東閩南地區以姓雷、藍、鍾為主體之少數民族,其盤根錯節之深、人數之眾及力量之強大,致使唐朝軍隊用六十年時間與之浴血奮戰,陳政、元光父子及無數之將士戰死,始逼使粵東閩南人數眾多之畬民逐步遷走。如陳元光《請建州縣表》中述及對獠蠻“誅之則不勝誅,徙之則難以屢徙。”說明此前的強逼遷徙已實施多時。至陳元光被畬族首領藍奉高所殺,四年后其子陳珦率軍攻克畬洞,摧毀畬寨,殺藍奉高并俘其眾。陳珦為報畬人殺父之仇,其手段必異常激烈。畬民恐唐軍斬盡殺絕,乃主動進行大規模遷徙,則是出于“求生”與“避死”的原因。于是乃從其族聚居的中心區域——鳳凰山及其周邊一帶,逐漸向東北閩浙一帶遷徙。呂錫生、王克旺《潮州鳳凰山是畬族的發祥地》一文,對此有頗詳細之敘述:
   “從唐朝開始前后近一千年民族大遷徙,他們由南而北,向閩、浙、贛人煙稀少的山區遷移。直到明、清之際,大多數畬族人民才在閩、浙兩省山峽谷地定居下來,形成了與漢族交錯雜居,‘大分散、小集中’的局面。閩、浙兩省就成為畬族最主要的住居地(約占全國畬族人口95%以上)。閩、浙畬族極其重視自己民族遷徙的歷史和遷徙路線的記載。……從現在各地藍、雷、鍾三姓族譜(或家譜)中,都清楚明確地記載著自己祖先歷代遷徙的‘行程簿’,對其遷徙的時間、地點、上輩人物都記得很具體。他們不管遷到哪里,都不忘記自己從原籍出來的路線,從未忘記那塊祖墳、祖祠的發祥地——廣東潮州鳳凰山(37)。”
   為進一步印證廣東潮州鳳凰山一帶為畬族發祥地的問題,我參閱了一系列地方文獻尤其是相關方志。如《廣東通志》云:
   “潮州府畬瑤民,……其姓有三,曰盤、曰藍、曰雷。……居山中,男女皆椎髻跣足而行,……以刀耕火種……(38)。”
   上述言畬民“椎髻”和“刀耕火種”,與陳元光《請建州縣表》中言泉、潮二州之土著“左衽居椎髻之半,可耕乃火田之余”,是完全一致的。說明這個姓藍、雷、盤、鍾的民族自古以來就居于泉、潮二州,此正是粵東閩南之地。我認為在商周之際的浮濱文化時期,此地出一王國,其中心區域正是鳳凰山下的黃岡谷地一帶。
   清乾隆二十七年周碩勛所修《潮州府志》對唐以后歷朝畬人與地方史事述之頗詳。而饒宗頤先生總篡民國《潮州志》專辟《民族志》,其中據周碩勛乾隆《潮州府志》參各縣志,羅列出各縣鄉村其時尚存有畬名者,以覘舊日畬民分布于粵東的大體情況。因其具有具體確切的史料價值,茲錄如下:
   潮安:饒、潮交界南武崠、河內塔山、歸湖內山黎、碗窯、大坪均有畬。舊時登榮都有畬嶺,東山有畬客鄉。
   潮陽:舊竹山都有內畬(縣北三十五里)、外畬(縣北三十里),今無畬民。
   揭陽:舊藍田都有后畬(縣北三十里),盤溪都有南畬(縣古三十里),霖田都有茅畬寨(縣西三十里),清時尚有畬戶,今無之。
   饒平:《饒平劉志》云:畬居于本縣深山中之白沙塘、楊梅山、鳳凰山、平溪、柘林、蔡塘等處。舊有新畬(縣西南一百一十五里)、官頭畬、桃仔畬(離合溪墟十余里)等鄉均以畬名,又有鍾處嶺(在石村,屬鳳凰鄉唐美社第六保,去合溪墟十三里)。
   澄海:《說蠻》、《南越筆記》、《廣東新語》并云:澄海山中有畬戶。今無聞。
   大埔:其小鄉村以“畬”名者極伙,在城甲有畬里,維新甲有上黃畬、下黃畬,保安甲有黃畬角(附近有窯碗寨),巖上甲有下畬,永興甲有棉畬(在鄭石寮),長富甲有彭公畬,長治甲有巖背畬,三河甲有山客畬、桃子畬,大麻甲有鍋子畬(在勝坑)、李子畬、曾子畬(在回龍鄉)、湖畬(在經里),同仁甲有丘家畬、余水畬、百侯甲有留壺畬,白寨甲有新村畬,沙蘭甲有五家畬(作吳家)、將軍畬,源高甲有澄大畬、夏畬、九子畬;又有雷封村。其他以坪、、畬名者尤多不勝舉。
   普寧:舊黃坑都有北畬(縣西五十八里,在和安鄉),鐵山東有下溪畬(縣東南七十五里),今馬四鄉有明畬等村,均存其名。
   豐順:舊潘田社有桔畬(縣東五十里),石坑鄉有后畬(縣南六十里),東里鄉有畬洋樹(縣南六十五里),逕心堡有凹頭畬(縣西六十六里),白芒社(大埔縣分割,舊屬清遠都)有下畬子(縣東八十五里)、白芒畬(縣東北一百里),又黃畬崠雷公坪、雷姑山,亦舊畬民所居。今惟風吹有少數民(共百余人,今豐順第三區小勝鄉第八保,距小勝六十里)。
   南山:山內舊有紅口畬、大畬(舊屬潮陽洋烏都)、蟻仔畬等村,今無畬民(39)。
   從以上史料可知,古代粵東地區畬民之分布,以饒平、大埔、豐順為最多。如果結合閩西南最多畬民分布之云霄、南靖、龍溪、漳平及龍巖諸縣市而論,則與浮濱文化時期粵東閩南土著民族之分布基本相同,而且都是以鳳凰山下的饒平為中心區域。因饒平之北為大埔,其西為蓮花山及鳳凰山下的豐順,其東則為云霄及南靖等閩西南諸縣。此東、西、北三面群山屏障,且有居住其間眾多之畬民拱護。饒平北面所在的西巖山一帶顯然處于鳳凰山脈的中段,而黃岡河谷地既有三面山一面海這種獨特而優越的天然地理形勢,其時確有自成一國之條件。而此間出土浮濱文化時期刻有“王”字釉陶大口尊,就絕不是偶然的。這說明自上古的商周之際,乃至近代清中葉時期(以周碩勛乾隆《潮州府志》為界限),饒平及其北面的鳳凰山區,都是粵東閩南土著民族——畬族生活及聚居的中心區域。饒平明清屬潮州府,現在屬潮州市,所以其北面之鳳凰山脈中段一般皆稱為“潮州鳳凰山”。因此,閩浙諸省之畬民,其祖先代代相傳彼等之祖源來自“潮州鳳凰山”,我認為其中心區域應在饒平北面的鳳凰山脈中段,這是由于其地理形勢所決定的。
   為了進一步論證潮州鳳凰山一帶為畬族之發祥地,我特別查考了國家民委民族問題五種叢書之一《畬族社會歷史調查》一書。根據實地調查,浙江平陽縣王神洞畬族《藍氏家譜》記載:
   “唐光啟二年,有盤、藍、雷、鍾四姓,共三百六十人,從廣東由水路到福建連江馬鼻登陸,其中盤姓一船被風飄流,不知去向,故至今無傳。明洪武十三年移居福寧、浙江溫州、處州等地。”
   又據該地《藍氏宗譜》之族譜源流序中記載:
   “原籍為廣東潮州府鳳凰山(40)。”
   在閩浙交界的福建省寧德縣,“畬族對于自己起源的說法都差不多,很多老人都能談些傳說中高辛帝、龍期立功和第三公主婚配事情,也知道他們的祖先是從廣東來的(41)。”
   福建羅源縣八井、橫埭二村雷姓畬族,“傳說祖先在廣東潮州,后遷入福建興化的莆田一帶;明朝成化年間遷至羅源(42)。”
   福建福安縣畬族遍布全縣的崇山峻嶺中,村莊一般都在半山腰上,且分布極為分散,一個村莊一般都是幾十戶人家。綜合各種史冊及家譜記載,畬族“祖墓葬于廣東鳳凰山”,其族眾“至隋文帝時漸次移入福建,……從明代起逐漸散居閩東各地,由連江、羅源、壽寧,然后轉遷福安、霞浦、寧德等縣(43)。”
   福建福安縣甘崇鄉山嶺聯社的畬族民眾,傳說他們的祖先系從廣東遷入福建汀州、福州,然后到福安。“又傳說其始祖在深山打獵,為‘山羊’所傷,死于叢林中,死后,葬于廣東鳳凰山(44)。”
   福建福鼎縣東與浙江平陽相接。該縣有關畬族的社會調查極為重要。調查資料指出:
   “本縣畬族并非土著,而是外省遷徙來。據說,他們的祖先最早居住廣東潮州鳳凰山,因生齒日繁,才散居雷州等地。其后,有一支徙往湖南長沙、武陵諸地。馮翊郡《雷州族譜》載:‘(高辛)帝以三公主招為附馬,徙居廣東潮州鳳凰山,以后雷州之地封之,子孫繁衍,散居長沙、武陵蠻、交趾皆是矣’!至隋唐之間,又有一友從海路扶舟來到福建。《藍氏宗譜》載曰:‘唐光啟二年,盤、藍、雷、鍾有三百六十余丁口從閩王王審知為響導,由內海來閩,至連江馬鼻道登岸時徙羅源大壩頭居焉。盤王碧一船被風飄流不知去向,故盤姓于今無傳。到明季之間,有一支(由粵東)來福建,經閩南北徙連江、羅源、福安、霞浦,由福鼎折入浙江,這是陸路跋涉來的。……《高皇歌》亦記載曰:‘廣東(徙族)人民達千萬,……廣東搬來去下□(閩南);……也有搬走去福州,也有搬走去羅源,也有搬走福寧府,……也有搬去浙江城’。在漫長的流徙過程中,每經過一個地方并沒有全數遷走,遷走的只是一部分或是絕大部分,其余乃在原處安居下來。故遷移沿線,都有畬民住居(45)。”
   從福建省福鼎縣畬族《藍氏族譜》所記載的內容,與浙江平陽王神洞畬族《藍氏宗譜》所述“康光啟二年,有畬族盤、藍、雷、鍾曰姓,共三百六十余人,從廣東由水路到福建連江馬鼻登陸,其中盤姓一船被風飄流,不知去向,故至今無傳。……又據《族譜源流序》中記載:原籍為廣東潮州府鳳凰山。”——可說完全相同。顯示福建福鼎浙江平陽二地《藍氏族譜》資料之可靠性,是完全可信的。
   福建霞浦縣雷姓畬族,根據馮翊《雷氏家譜》所述:相傳帝嚳高辛氏時,雷氏先祖龍麒因功被封為盤瓠忠勇王,遂與公主締親。并因“廣東潮州土地廣,駙馬有大功勛”,于是“解運國家錢糧往廣東潮州督造王府。……帝允潮州三千七百戶口免納糧稅,免征差徭。并敕御書、券牒寶印”。又據清同治十二年(公元一八七三)雷云增修《雷氏宗譜》,其《增修族譜序》云:“我雷氏系出粵東,來閩遷浙,或居霞浦,或處福鼎,移溫、泰,或住平邑(46)。”
   上述史料透露了極為重要的訊息:系出粵東的雷氏先祖,在上古時期曾擁有王號及王府。這說明粵東饒平浮濱、聯饒出土刻有“王”字的釉陶大口尊,是絕非偶然的。
   安徽省寧國縣畬族也認為本民族有盤、藍、雷、鍾四個姓氏,但現在只有藍、雷、鍾三姓。“這里畬族與其他地區一樣,廣泛流傳著盤瓠傳說,……廣東潮州府鳳凰山是他們的發祥地。”根據侯法根、鍾志亮、施聯朱等人實地調查的報告指出:“經過我們對云梯公社雷、藍、鍾三姓祖輩遷來寧國情況的調查,證以《寧國縣志》(民國36年鉛印本)和《藍氏族譜》,以上說法基本可信(47)。”
   浙江省散居著畬、回、滿、苗等二十二個少數民族,總人口十五萬多人。其中畬族約十四萬九千余人(1980年底計),占全省少數民族總人口的93%。主要分布在麗水、溫州、金華、杭州和嘉興等地區,而以麗水地區為最多,約有七萬多人,占全省畬族人口的47%。
   麗水畬族廣泛流傳一種說法,即他們的祖先最早是在廣東鳳凰山刀耕火種。刀耕火種開出的田稱為“畬田”,所以被稱為“畬客”;另一種“山客”的稱呼也流傳很久:因祖宗在鳳凰山上居住,當地的老百姓就稱之為“山客”。另據麗水張村公社惠明寺大隊社員雷石童保存的《雷氏宗祠序》(手抄本記載):
   “我姓之源廣東潮州府海陽縣鳳凰山,原有大祠(48)。”
   江西省有畬族人口七千余人。江西太源和樟坪的畬人比較一致的說法,他們的祖輩傳說是在福建汀州府遷來的。據同治十年(公元1871)所修《貴溪縣志》謂“藍、雷、盤、鍾四姓,其先高辛氏畜狗盤瓠之裔,……流入貴溪者。南蠻之余,其所從來始末,失考。”另據貴溪縣文化館周沐照《江西畬族略史》謂“聚居在汀(州)、潮(州)一帶的畬民忍受不了封建統治者的壓迫剝削,被逼逐漸向閩南、閩中、閩東和浙南以及贛東北地區遷移(49)。”——明確指出福建、浙江、江西的畬族,乃來源于閩南(汀州)和粵東(潮州)地區。
   根據國家民委1982年所作的民族調查,全國畬族總人口三十六萬八千余人,其中福建二十萬八千多人,浙江十四萬七千多人,江西七千多人,廣東三千多人,安徽一千多人。根據我對《畬族社會歷史調查》一書提供調查資料的綜合研究,居于福建、浙江、江西、安徽諸省占全國畬族總人口超過百分之九十九的畬族民眾,無論族譜記載或口頭傳說,都肯定他們的祖先來自粵東閩南,而且幾乎大部分都認定祖源來自廣東潮州府鳳凰山;反而占全國畬族人口不足百分之一的潮陽鳳凰山畬民,說自己的祖先是從福建、江西遷來的——這一說法其實也沒有矛盾。因為自初唐至中唐這一時期經陳政、元光、陳珦祖孫父子三代數十年率唐軍進剿威逼,潮州鳳凰山一帶的畬民在進行長期激烈的抵抗斗爭之后,為了避死與求生存,在這一時期幾乎大部分畬族都被逼逃難,遷離粵東閩南鳳凰山區一帶。只有等至五代十國或北宋初,一部分才從福建及江西遷回潮州鳳凰山區。故此間畬民之族譜有自福建、江西遷入記載,是可以理解的。自古以來,粵東閩南的土著民族尚武而畬悍好斗,是有據可考的。商周之際的浮濱文化時期在鳳凰山下的饒平浮濱以及整個粵東閩南地區出土大量的石戈石矛,出土一些青銅器亦以戈矛為主,誠如邱立誠、曾騏二先生所指出:“出現攜帶戈矛等武器的武裝力量,說明掠奪性的戰爭及抵抗外族集團侵犯的戰爭都較頻繁地發生。因此,浮濱人的戈類較之周鄰地區都要發達,尚武精神顯而易見(50)。”
   這說明自古以來,粵東閩南地區的這一土著民族的尚武好斗,是有其歷史淵源的。
   根據文獻的記載,隋文帝仁壽元年(公元六0一)十一月,“潮、成等五州僚起事,旋平(51)。”
   上述史料顯示在隋文帝仁壽初,潮州的畬民(即獠)已有武裝對抗隋朝的記錄。數十年后,唐高宗總章二年(公元六六九)即發生這個以姓雷姓藍為主的土著民族武裝對抗唐朝軍隊的歷史記載,唐朝竟用長達六十年的時間,以大量軍隊加以圍剿,并以陳政、元光父子二任主帥以及無數將士的生命,才逼使這個以姓藍姓雷為主的土著民族,遷離這片世代祖居之地,粵東閩南從平原到山區,才完全真正落入中原政權之手。因為自秦始皇南平百越,繼之趙佗南越王朝擁有嶺南三郡,粵東閩南其時屬南海郡;至漢武帝再平東南兩越,迄至唐朝初期,我認為中原政權或中原人氏(如趙佗)擁有的政權,其時即使擁有粵東閩南地區,但我認為在大部分的情況下,只是對平原地區才能進行有效的管治,鳳凰山和蓮花山的山區一帶,仍然是姓雷、藍、盤、鍾土著民族的天下。畬族大規模遷離潮州鳳凰山,我認為是在陳元光之子陳珦主理潮州軍務的二十多年時間完成的。有關問題,前文已有述及,于此不贅。
   據現有文獻涉及閩南粵東地區曾經立國者,則以《逸周書•王會篇》提及的“路國”為最早。
   《逸周書•王會篇》述周成王大會諸侯及四夷職貢之事。其中在述及東南夷方部分有“路人大竹”之句。《集注》孔晁云:
   “路人,東言之夷,貢大竹”。
   但路國究竟在東南何地呢?
   何秋濤云:
   “今福建汀州府武平縣東北有露溪,一溪七灣,……又北入長汀縣界,下流入汀水,至廣東潮州府入海。汀、潮皆古閩越露溪,當即故路人國地也。大竹者,其竹之大異于常竹也。《一統志》載汀郡土產如竹鎖、竹絲器及紙之類皆竹所為,故成王時以大竹充貢也(52)。”
   筆者在《西周的政治格局及其對周邊的影響》一文中,對何秋濤認為西周初汀、潮二州之地曾建立路國并向周成王貢大竹之說,表示肯定(53)。
   及后,我在《論古揭陽與閩西南及贛南的關系》一文中,對上述問題作出進一步之考證,指出:
   “西周初期地處粵東及閩西南的路國,其姓氏族群,我認為仍應屬于本地的原始土著——畬族。……拙文《潮汕族源考》(54)中,對此相關問題有較為詳細之考證。我認為閩西南及粵東地區的原始土著畬族,自上古時期至唐高宗年間被陳元光父子領兵以數十年之追剿攻逐止,一直都盤踞在此一方土地上。畬族之種姓,上古時期以雷姓為大,粵東閩南方言中,雷、路二字讀音極為相近。古代以姓立國,我認為畬族當以雷立國。故《逸周書•王會篇》中之路國,應是雷國之誤。因其時畬族沒有文字,周史官根據其方言讀音將雷錯記為路,是完全可能的(55)。”
   筆者根據國家民委民族問題五種叢書之一《畬族社會歷史調查》一書所附相關的歷史文獻資料,其中清代學者楊瀾《臨汀匯考》卷三《風俗考•畬民》中,曾引長汀范紹質《瑤民紀略》以證畬人之種姓,謂“以槃、藍、簍為姓,三族自相匹配偶,不與鄉人通(29)。”——其中“簍”姓即為“雷”姓。可見畬族傳統上藍、雷、盤、鍾四姓中,只有“雷”的讀音及寫法自上古以來稍有不同,顯然是由路、簍、雷漸次沿變,以粵東閩南方言讀“簍”,與北方方言“路”,讀音極相近。而粵東閩南方言簍與雷讀音也相近。由于雷在音義上較有氣勢,最后在中古時期始確定下來。故周成王時貢大竹之“路人”實即為“簍人”,“簍國”正為產竹之國。閩西南之汀州與粵東的潮州水陸相通,汀江是通過韓江流入海的。何秋濤說汀州盛產竹,拙文《論古揭陽與閩西南及贛南的關系》曾引用楊群熙先生輯編點校之《潮汕地區商業活動資料》一書以論證粵東閩西南自古以來盛產大竹之事實,該書云:
   “古潮州為粵東、閩西、贛南的土特產集散地,其中尤以竹木土紙居多。……潮州竹木多來自福建上杭、武平(屬汀州,在閩西南)和江西尋鄔、瑞金(屬贛南)及廣東平遠、蕉嶺、大埔、梅縣、豐順(屬古揭陽和潮州府,地在粵東)等地,經潮州運銷于韓江中、下游一帶(57)。”
   拙文《論古揭陽與閩西南及贛南的關系》據之指出:
   “周成王時路(雷)國之人所貢之大竹,越三千年而至于今,仍然成為本地的土特產,可見地理環境和自然氣候的偉大力量,同時也有力地證明了潮汕原始土著畬族在這片土地上,于西周時期已建有路(雷)國,確實有其歷史依據。這對潮汕上古史的研究,有極為重大的意義(58)。”
   周成王之世屬西周初年,與考古學上商、周之際的浮濱文化時期正相吻合。此一時期粵東閩南地區所建立之路(雷)國應為一王國。饒平浮濱、聯饒出土的“王”字釉陶大口尊,有力地證明此一王國的確切存在,這是紙上文獻與地下出土文物二重證據互證得出的結論。而這一王國顯然就是以姓雷、藍、盤、鍾為主體的粵東閩南地區的土著民族畬族在上古時期所建立的政權。根據大量歷史文獻資料和國家民族委員會在全國進行的畬族社會調查,結果證明分布在福建、浙江、江西、安徽占全國畬族人數百分之九十九的大部分畬民,都確認自己的始祖原籍廣東潮州府鳳凰山。我之所以不憚其煩大量引用閩、浙、贛、皖諸省由專家和畬民聯合對各地畬族進行的調查報告,就是因為這些有關社會學、人類學和民族學的第一手資料,有力地證明了以雷、藍、盤、鍾四姓為主體的畬族,確是粵東閩南地區的土著民族。而這些大量的歷史文獻和民族調查資料,充分證明只有畬族與粵東閩南地區自古以來存在著長期不可分割的密切關系。這種關系是歷史上的古越族以及壯、黎、苗等南方其他少數民族所沒有的。
   至秦始皇南平百越,戌軍五嶺,揭嶺為其一,其地點應在豐順縣北部的蓮花山脈中段。豐順縣清乾隆三年(公元1738)始置,主要割海陽之豐政都、揭陽藍田都(揭嶺即飛泉嶺在內)以及饒平、大埔各一部組成。豐順北部蓮花山脈中段地理戰略的重要性,在于其適處整個粵東之中部在此駐軍,居高臨下,可制四域。乾隆三年廣東總督鄂爾達奏《請置豐順縣疏》對豐順地勢的重要性有十分詳細之描述:
   “海陽縣豐政都居邑上游,東亙饒平鳳凰山,東北抵大埔烏槎山,西通揭陽縣揭嶺,西南鄰邑治歸仁都楓洋山,西北繞大埔縣銅鼓嶂,北出嘉應州盤佗嶺。周遭百里,萬山圍繞,疊嶂層巒,儼如城郭(59)。”——揭嶺處蓮花山脈中段此一區域,是確切無疑的。邱立誠先生也認為:“此揭陽嶺(或曰揭嶺)當為粵東平行嶺之蓮花山脈(60)。”——與拙見可謂不謀而合。
   正是由于秦戍軍揭嶺,占領蓮花脈中段,以控制粵東閩南地區,故土著畬人只有更進一步聚攏于鳳凰山區,并從此成為該族唯一神圣之發祥地。隨著秦漢之后漢人之逐漸南移并大多生活于平原地帶,畬人之活動范圍被逼局限于深山密林之中。故兩漢時期,以前出現過虎頭埔文化、后山文化和浮濱文化遺存的平原及平緩山坡一帶,自此再不見土著文化遺物之發現,其原因蓋在于此。事實上,考古學的發現也證實了上述之論點。邱立誠先生《澄海龜山漢代遺址》一文指出:
   “就整個潮汕地區而言,漢代遺存的發現和發掘也不多見。已知的漢代遺址共計六十余處,其中唯一經過有計劃發掘的是澄海龜山漢代建筑遺跡。……龜山所出器物與同時期中原文化的器物比較接近,而與本地土著文化器物存在差異(61)。”
   由此證明秦漢之后,粵東地區的土著畬族,已聚居于鳳凰山區。自此之后,粵東平原或丘陵平坡之處,不見其土著文化遺存,此乃由于畬族的生存環境已與先秦時期完全不同的緣故。這足以說明一個地方的原住民,如果由于某種原因而造成群體中心區域的改變,那么勢必影響此一地區后世考古學上出現相應的變化。換言之:夏、商時期,土著畬人的中心區域在榕江谷地,所以才有考古學上的虎頭埔文化和后山文化;而商周之際,畬人的中心區域在黃岡河谷地,因此始出現人們所稱之“浮濱文化”;至于秦漢之后,畬人生活的中心區域在鳳凰山區,所以榕江谷地、黃岡河谷地以及韓江三角洲,在考古學上就很難再發現他們在兩漢時期的文化遺存。延至唐代,因畬族與唐政府的沖突造成長期的對抗,最后畬族被逼逃離鳳凰山向東遷徙,族眾分布于福建、浙江等省。至此,整個粵東、閩南地區進入以中原政權為主導、以北方移民為主體的時代。
   不過,筆者認為,在漫長的歲月中,作為土著民族,畬族也當然有自己的民族倫理、信仰、語言和風俗,正如本文所考證的,粵東(包括閩南)的古文明,實際就是土著畬族固有的文明。雖然在客觀上其文明程度不高,而且也必然受到北方華夏文明的影響。因為前有春秋戰國時期吳、楚、越三國對包括粵東在內整個嶺南地區的經略,后有秦漢兩次對嶺南的統一戰爭。在漫長的歲月中,隨著大批移民的南來,在華夏文明的主導下,中原文化與土著文化逐漸互相融合。
   筆者認為,以粵中、粵西而言,中原文化與原有土著瑤族文化互相融合,就逐步形成以廣州地區為中心的粵語區及其獨特的民俗文化;而中原文化與粵東、閩南的土著畬族文化融合之后,則逐步形成以潮、漳話為象征及其獨特民俗風尚的粵東閩南區域文化。
   2017年6月22日修訂
   □郭偉川
   摘自2017年第2期(總第55期)《潮學通訊》
  
  
(發表日期:2018年9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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