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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汕黨組織爭取李漢魂共同抗日

1935年潮汕駐軍國民黨將領155師師長李漢魂,兼任廣東省東區(包括惠、潮梅等地)綏靖公署主任時,正值日本侵略者加緊進行侵華戰爭,多次在汕頭市鬧事挑釁。如1935年9月30日,日本米商拒繳地方稅,被汕頭市國民黨當局緝拿歸案,日領事竟蠻橫抗議并派出日艦7艘以保護僑民為名,駛進汕頭港,慫恿士兵上岸鬧事。1936年1月21日,日本駐汕領署巡查角田進,在汕頭暴病猝死,日方則誣為被我方暗殺,派日艦“夕張”號自廈門駛來汕頭港,并在海面鳴槍百余發,還將炮口正對著汕頭市政府與公安局,進行威脅。1937年5月22日,日本人青山清違反戶籍管理法規,私設俱樂部,胡作亂為,汕頭市警察局派人干涉,他們反而逞兇毆傷警員,日本還派出4艘軍艦抵汕進行挑釁。對以上事件李漢魂是十分氣憤,并與日方進行抗爭。如日米商走私漏稅時,李就召開軍、政、警、稅和緝私負責人會議,并通知各縣縣長,要通力合作,協力緝私,以維護祖國威嚴與關稅。在“青山清事件”中,李除向日方提出嚴重抗議外,并一再表示為維護我國領土主權計,決心全力應付之。李不單對日本侵略者持強硬態度,對賣國求榮的漢奸也非常痛恨。澄海縣王健民,歷任國民黨廣東省參議,又把持該縣縣黨部,結黨營私、橫行霸道,暗中勾結日商包運私貨,又把情報供給日方,甘當漢奸,李將其槍決示眾。李維護祖國尊嚴和民族利益的行為,受到人們稱贊。當時馮玉祥將軍曾夸獎李:“汕頭漢魂李師長,守土報國大有功。”
   但是當時李漢魂又有服從國民黨南京政府的旨意,害怕群眾自發的反帝抗日愛國運動“越軌”的一面。1936年12月,汕頭軍警查封抗日義勇軍潮汕大隊部發行的《海岸線》刊物,并捕去主編杜桐(中共黨員)等人。1937年6月,汕頭學生自覺組織抗議日本士兵毆打人力車夫的示威游行,汕頭警察局派員捕去組織這次游行,正在參加會考的愛國學生骨干10多人(其中有幾位是中共黨員),制造了有名的“考場事件”,對此,李漢魂是默許的。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為國共兩黨再度合作奠定了基礎。在潮汕國民黨方面,首先贊同“槍口一致對外”的是155師師長李漢魂。1937年夏,中共汕頭市工委書記李平到香港向“南臨委”匯報工作,經上級領導介紹,與在香港的“華南救國總會”(簡稱“南總”)的負責人李章達會晤。李曾是漢魂上司,對他有所了解。并親自寫一封信交李平轉給李漢魂,要他支持民眾的抗日救國運動。李平回來后,即派兩位黨員骨干曾應之和王勖攜信找李漢魂,李熱情接待,并表示:“我對愛國青年是愛護的,你們今后有什么困難可以來找我。”不久“七七盧溝橋事變”爆發,全國抗日呼聲四起,各地救亡運動如火如荼,汕頭愛國青年也走向街頭公開宣傳抗日。當時中共汕頭黨組織抓住這一時機,再派代表找李漢魂,申明愛國學生抗日無罪,要求無條件釋放“考場事件”被捕學生。李表示接受這一要求,但說一切抗日行動應在政府領導下進行,隨后被捕青年釋放出獄。當時中共潮汕分委給中共南臨委的工作報告中寫到:“潮汕駐軍為155師李漢魂部,李本人在抗戰以前對救亡運動是壓迫的。抗戰發生,他把以前因‘人民陳線’(即考場事件)拘捕的青年釋放,并面諭他們繼續干救亡工作,宣言抗敵不分黨派,除奸無論親友。可以說在今天,他是不失為一個較有見地的軍人。但是他對民眾的態度是這樣,要民眾擁護他,聽他的話,必要時幫他的忙。”
   在全面抗戰的形勢下,中共南臨委及時指出:為了廣泛發動群眾,進一步開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抗日救亡運動,應迅速將處于秘密非法狀態的抗日救亡團體和活動方式,爭取轉化為合法的抗日救亡組織和公開的活動形式。中共潮汕黨組織根據上級指示精神,認為有必要以原有各種救亡團體和文化團體為基礎,建立一個公開的統一的救亡組織。于是通過與我黨有統戰關系的155師青年進步軍官張其光(1939年加入中共),取得李漢魂的贊同,又爭取到汕頭市長何彤(原155師旅長)的重視與支持。再通過愛國進步人士張問強,取得國民黨汕頭市黨部特派員林偉民的同意立案。于1937年8月13日,在汕頭市成立“汕頭青年救亡同志會”。成立大會在國民黨市黨部禮堂舉行,市黨部特派員林偉民,市長何彤,以及155師代表張其光、劉岐山出席了大會。“汕青救會”成為中共汕頭市工委直接領導下的一個公開合法的抗日救亡團體,也成為中共潮汕黨組織開展統戰工作的一個重要組織形式。
   “汕青救”的成立,大大地促進了潮汕救亡群眾運動向縱深發展,全體會員以滿腔熱情積極地開展各種活動,擴大影響。1937年8月下旬,“汕頭青救會”應“潮安青救會”的邀請,赴潮州舉行聯誼活動,為了進一步增進與李漢魂的合作關系,隊伍先開到155師師部(設在潮安),接受李漢魂的檢閱,李非常高興并當場發表講話:“我是一個愛國軍人,抗戰守土責無旁貸”。“汕青救”的同志當即高呼“擁護李軍長保衛潮汕”(當時李已升為64軍軍長兼155師師長)。體現了“精誠團結,共赴國難”的友愛精神。“汕青救”所表現出來的愛國熱情、良好作風和高度組織紀律性,給李留下很好的印象。
   隨著日本侵略者不斷擴大戰禍,汕頭等地不時受到日機的轟炸,群眾很多疏散到鄉下去。工廠停工、學校停課、人口銳減,而潮汕農村各地救亡工作還很沉寂。中共潮汕黨組織認為組織工作隊下鄉,一方面可以發動組織群眾,一方面可以宣傳教育士兵,正如當時《抗敵導報》第十一、二期合刊指出一樣:只有加強軍隊的政治思想教育,才能使軍隊成為有意識的民族戰士;只有通過軍隊,才能更順利地動員民眾。但最好的形式是利用駐軍抗日的名義和對群眾救亡工作的支持,組織隨軍工作隊。此舉得到李漢魂的同意和支持,一支40人的隊伍很快就組成起來。1937年9月23日,在曾應之、饒東(饒和)、陳光等人帶領下,這支隊伍開往155師報到并接受短期訓練。隨后開赴潮陽、揭陽、普寧、惠來及南山管理局等地巡回活動。當“潮汕青年隨軍工作隊”北上抗日返汕后,準備出版《隨軍通訊集》時,李漢魂還親自為該集扉頁,書寫的“共同奮斗”四個大字。
   隨軍工作隊實際并不隨軍隊活動,由于有了部隊這個關系,得以避免國民黨右派的干擾。如國民黨潮陽縣黨部特派員姚鴻帆,原對潮陽“青救會”用紅紙寫大標語也采取蠻橫干涉。后來隨軍工作隊一到,與潮陽“青救會”一起搞演出,他看到“青救會”是155師支持的,也就沒話講了。“青救會”提高了政治地位,救亡運動也合法化了。揭陽縣“青救會”在隨軍工作隊的幫助下建立起來后,國民黨縣黨部的右派人物不斷進行搗亂,還企圖解散青救會,為此“揭青救”上了一呈文給李漢魂,經李下令表態,縣黨部不得不表示愿與“揭青救”合作。汕頭市反共CC派頭子陳特向,利用國民政府通令成立“民眾抗敵后援會”的名義,借口統一抗敵民眾組織,企圖解散“汕青救”。“汕青救”堅決拒絕,但在非原則問題上也作了讓步,改名為“汕頭青年抗敵同志會”,仍保持了組織的獨立性。李漢魂也表示對“青抗會”的支持,派政訓員張其光為“青抗會”指導員和汕頭市抗敵后援會常務委員,以抵制返反共頑固派的控制。當潮汕各地“青抗會”普遍建立,工作迅速開展,各縣青抗會迫切要求建立一個統一機構“嶺東青抗總會”來領導各地救亡運動時。國民黨當局不予立案,汕青抗就通過張其光取得李漢魂和張的表兄陳公俠(原155師參謀長,后升為師長)的支持。經過聯絡廣東省政軍聯席會議,以成立“嶺青通訊處”名義取得合法地位,實際也起到總會作用。1938年2月,155師調防時,李把隨軍工作隊轉給接防的157師。爾后的157師戰地服務團、獨九旅戰時工作隊、藝宣隊和沿海漁民、鹽民工作隊等,都是155師隨軍工作隊的延續和發展。由“汕青抗”同李漢魂將軍建立起來的合作關系在抗戰前期得到了良好的發揚。如替換157師統計表防的獨九旅旅長華振中,曾通令各游擊據點內鄉、保、甲長贊助“青抗會”工作,汕青游擊隊在武器彈藥、給養等方面也得到他的支持和幫助。廣東省第八區民眾抗日自衛團統率委員會主任劉志陸、副主任林先立舉辦的婦女干部訓練所,自衛團分隊長教導隊。“青抗會”都派人參加,培養出一批婦女干部和武裝骨干。國民黨汕頭市黨部特派員林偉民,原是中間人物,抗戰開始后,“汕青救”成立之時,他都積極支持。當陳特向之流企圖解散“汕青救”時,他贊成“汕青救”改名“汕青抗”,保持獨立的組織。1939年1月,嶺東各地青抗會召開第三次代表大會時,他仍出席講話,強調“青年運動的正確指導原則,無疑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就是原來比較右的一些人物,如澄海縣長李少如,“五四”運動期間曾是汕頭市警察局長,親日派。抗日戰爭爆發后,他立場也有所轉變,任澄海縣長兼民眾抗日自衛團大隊長時,曾接納一批青抗會員去當政訓員。1940年2月,曾積極配合反攻澄城的戰斗。至于區、鄉保甲長中擁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愿意同“青抗會”合作抗日的更是為數眾多。這樣抗戰初期就在潮汕出現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抗日群眾運動新局面。不僅“青抗會”得到迅速發展(到1939年5月有會員1.2萬人),成為在閩粵一帶有相當影響的抗日進步團體。還發展了婦抗會、教抗會、兒抗會及華僑抗敵同志會等抗日進步團體,其它各階層組織的各種抗日團體也得到發展。
   為什么抗戰初期李漢魂能支持抗日救亡活動,首先是中共倡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深入人心,全民抗戰形勢教育了人。李漢魂大革命時期是愛國進步人士李章達先生領導下的排長、連長。后參加北伐,又是張發奎部下的團長(后升師長),受國共合作洪流的影響,對共產黨有模模糊糊的認識。“西安事變”中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主張不殺蔣,一致抗日,李漢魂對此是有感觸的。據張其光回憶:“那時我親自聽李說過:‘共產黨是愛國的、抗戰是真誠的’。1937年元旦,李那篇《國內外形勢與我們任務》的新年獻詞,就是我按照中共所提出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針政策精神,結合當時形勢與任務代他寫成的,他幾乎一字不改就簽發了。香港與東南亞一些進步報紙出轉載了。李章達先生看后,說這篇文章寫得很好。當然李也撈到政治資本,因為他想當抗戰英雄,但也說明他同意這些觀點。”
   “七七盧溝橋事變”后的第二天,中共中央發表了“七八宣言”,8月又能發布了《抗日救國十大綱領》。不久,蔣介石也發表講話同意與共產黨合作抗日。在這抗日大潮流推動下,李也曾想與中共地下黨組織聯系。據張其光回憶:“有一次李曾叫我表兄陳公佩通知我,他想跟潮汕地下黨接洽,能否請中共派代表同他會晤,共同討論潮汕抗日合作步驟,我受命把他的意圖寫信到香港給饒彰風和李章達。應當說,李漢魂當時傾向進步,傾向團結,愿意抗日的。連他的夫人李菊芳也出來參加募捐、寫慰問信及保衛大武漢簽名運動,并協助成立婦女抗敵同志會等活動。正如1938年2月17日中共潮汕分委第一號工作報告中所說的:“155師在潮汕時,潮汕的政治,一般是對我們有利的,李漢魂對于統一戰線,對于救亡運動是相當了解與熱心扶植”。
   □秦梓高
   摘自2017年第2期(總第55期)《潮學通訊》
  
  
(發表日期:2019年8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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