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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梁氏與揭陽京崗孫氏的親密關系

福建泉州梁氏家庭,歷來與揭陽京崗孫氏家庭感情特別深厚。其所以如此,乃源于南宋初期泉州才子梁克家青年時游學潮州,至揭陽縣京崗孫白家中當塾師達7年之久,賓主感情甚好。其后,梁克家至揭陽縣城賦《東齋九月梅花盛開》詩得妻,在潮州和泉州都廣泛傳為美談。自南宋初期至今,泉州梁氏家庭與揭陽京崗孫氏家族,都一直保持密切的聯系,感情其篤,成為閩南地區和潮汕地區親密家族關系的典型范例。研究泉州梁氏和揭陽京崗孫氏家族的親密關系,對研究閩南和潮汕兩個地區的歷史和人文關系,促進這兩個地區的社會和文化合作與交流,具有重要的意義和作用。
   梁克家游學至揭陽京崗當孫白家塾師
   梁克家字叔子,號毅齋,福建省泉州人,出生于宋欽宗靖康二年(1127年),自幼聰敏好學,“書過目成誦”,很有文才。宋高宗紹興二十一年(1151年),當他24歲的時候,游學至潮州府揭陽縣京崗時,揭陽縣原縣令孫乙(致仕后留居京崗村,成為京崗村孫氏始祖)之子孫白,見梁克家談吐風雅,饒有才學,就懇切聘請梁克家留居孫家當塾師,給孫家子侄教授經史詩文,賓主互相敬重,歷時7年之久。
   可是,7年后的一天,梁克家為孫白家書寫匾額之后,濡筆拂墨,墨沁透過窗紗,無意中污及鄰居曾氏女兒之衣,曾氏誤認梁先生戲弄其女,告之孫白。孫白雖知道梁先生一向為人莊重,但他當時對此事信疑參半。過了數天,梁克家見孫白對他的情緒有異,便于是晚在所居住的屋壁上題寫《八疑詩》四韻,然后于凌晨拂袖離開孫家。他所題寫的《八疑詩》曰:
   曾母投杼意可嗟,角弓射影實非蛇。
   塵余甑飯疑偷飯,納履瓜田豈盜瓜?
   馬援無心歸薏苡,廣陵有意賦梅花。
   通宵秉燭猶薪繼,何況寒儒隔窗紗。[1]
   這首《八疑詩》,首先以古早七件因懷疑而致誤會的事件,揭示有人在沒有實據的情況下,懷疑他人有不軌的行為,這確實很不應該,有的還是很冤枉的。其中“曾母投杼意可嗟”的詩句,以“曾參殺人”的典故,說明春秋末期孔子的好學生曾參(即曾子),一向以孝道和修身而聞名,而當時有一個與曾參同姓名的人殺人。曾母在投杼織布的時候,有人告訴她曰:“曾參殺人!”曾母相信自己的兒子沒有殺人,聽后即曰:“吾子不殺人!”說后織布自若。過了片刻,又有一人告訴曾母曰:“曾參殺人!”曾母又曰:“吾子不殺人!”仍然織布自若。再過片刻,又有一人告訴曾母:“曾參殺人!”曾母聽后驚懼,投杼逾墻而走。雖然,曾母相信自己兒子的良好品性,不會殺人,但當時連續有3人先后告訴她曰:“曾參殺人!”曾母在聽第三個人告訴她“曾參殺人”之后,也曾感到驚恐。后來,人們以“曾參殺人”比喻流言可畏。[2]梁克家以“曾母投杼意可嗟”之詩句,揭示告訴曾母“曾參殺人”的3個人,只是捕風捉影,張冠李戴,誣說后來成為大賢人的曾參殺人,這是很不應該的。
   又如梁克家的“馬援無心歸薏苡”之詩句,根據東漢初期伏波將軍馬援在出征交趾期間,因交趾地方濕氣重,而常用薏苡果實制作糕餅,食之可以去濕省欲,至馬援班師回朝時,要以交趾出產的薏苡果實作為種子,以期種植后生產大量薏苡,可作藥用,便運載一車薏苡果實回國。至馬援逝世之后,有人向朝廷上書誣告馬援從交趾載回的一車東西,是交趾的名貴物品“明珠文犀”。后來,人們因此稱蒙冤被謗者為“明珠文犀”。梁克家用“馬援無心歸薏苡”之詩句,揭示當年馬援從交趾載回的一車薏苡果實,只是擬作種子使用,這是為幫助人們治風濕病的一件好事,而后來有人誣告他載回的是一車“明珠文犀”,這確實是很冤枉的。
   梁克家所題寫的《八疑詩》,以古早七件因懷疑而致誤會,使人蒙不白之冤的事件作為鋪墊,然后特別以“何況寒儒隔窗紗”之詩句,訴說自己只是一名寒儒,并沒有非份之求,而且當時拂墨致墨沁污及鄰居曾氏女兒之衣,實是無意之事,何況墨沁拂出窗外,還隔著窗紗,自己完全是清白無邪,是不應該被懷疑的。
   孫白見梁克家所題寫的《八疑詩》以后,恍然大悟,知道這是一場誤會,深悔自己不該對梁先生發生懷疑,于是立即命管家急速追上梁先生,向他表示深刻道歉,并敦請梁先生回孫家繼續教授其子侄,但梁克家堅辭不回,管家只好按孫白的吩咐,向梁先生贈送黃金50兩,梁克家也婉言謝絕。接著,梁克家起程前往揭陽縣城,準備拜謁揭陽縣令陳彥光,然后回歸泉州。
   梁克家在揭陽賦《東齋九月梅花盛開》
   詩得妻
   當時的揭陽縣令的陳彥光,福建同安縣人,是梁克家的遠房親戚,一說是表叔。梁克家到揭陽城縣衙拜見他時,兩人親切交談,陳彥光見梁克家才優志高,很進取心,便留他住縣署館舍。
   紹興二十八年(1158年)九月的一天,揭陽縣署東齋梅花盛開,滿園芬艷,城中許多人見東齋梅花比往年早開放,甚感奇異,有一些士子以此賦詩逢迎縣令,梁克家見此情狀,也賦《東齋九月梅花盛開》詩一首。其詩云:
   老菊殘梧九月霜,誰將先暖入東堂?
   不因造物于人厚,肯放寒枝特地香。
   九鼎燮調端有時,百花羞澀敢言芳。
   看來冰玉渾相映,好取龍吟播華章。[3]
   梁克家這首詩,描述當時揭陽城縣署東齋在九月霜冷老菊殘梧的時節,有誰將光暖照射入東堂呢?假如不是天時對人優厚,那里能使東齋九月梅花開得特別香艷呢?!等到國家政通人和的時候,一定有特別優秀人才脫穎而出,好像百花羞澀而梅花獨顯芬芳一樣,可以充分發揮其卓越的才能,如同冰玉互相輝映一樣,到了此時,就可以取出龍吟琴曲,播出熱情歡樂的樂章,以表示熱烈的慶祝。而更重要的是,梁克家這首詩,寓情于景,意境非凡,抱負遠大,很自然地抒發了他立志勤學以奪取高魁,并要在國家政治清明的時候,為國為民施展自己的才能。揭陽縣令陳彥光見梁克家這首詩以后,深感此人才能和志氣皆高,他日必成大器,遂將美麗和賢惠的女兒配給梁克家為妻,并熱情支持女婿繼續刻苦攻讀,準備參加科舉考試。
   當年梁克家在揭陽縣城賦《東齋九月梅花盛開》詩得妻,一直至今在泉州和潮汕地區成為民間美談。南宋文學家洪邁所著《夷堅志》中,把當年梁克家和陳氏的美滿姻緣,也載入書中。上世紀八十年代,泉州劇作家楊波也以梁克家在揭陽縣城賦《東齋九月梅花盛開》詩得妻作為題材,創作閩南地區高甲戲《梅鏡記》[4]在閩南地區不少戲院演出,博得廣大觀眾的贊賞。自南宋以來,海內外泉州梁氏的族人,總喜歡把“梅鏡堂”或“梅鏡傳芳”,作為梁氏宗廟的堂號。
   梁克家考中狀元為官清正辦不少好事
   梁克家在揭陽縣令陳彥光的鼓勵和支持下,繼續刻苦攻讀,文才更加高深。宋高宗紹興二十九年(1159年),他返回泉州,然后赴福州參加省鄉試,結果名列鄉試第一名(即考中解元)。至紹興三十年(1160年),他上京城臨安(今杭州),參加會試,考中會元,再被選參加皇帝主持的殿試,名列第一,由宋高宗欽點狀元及第。接著,梁克家被朝廷受任平江府(今江蘇蘇州)簽判,再調秘書省正字,又再遷著作佐郎。在此期間,他曾上疏論國家大政六事:“一正心術,二立紀綱,三救風俗,四謹威柄,五定廟算,六結人心。”這六事都切中時弊,為宋孝宗所采納。宋孝宗乾道年間,梁克家累升為中書舍人,遷給事中,宋孝宗曾命他分析當時風俗存在的弊病,梁克家直言不諱地曰:“當今風俗存在弊病,一是瞞上欺下說假話;二是茍且偷安無進取心;三是唯唯喏喏毫無主見;四是爭權奪利趨炎附勢。這種腐敗風俗導致世風日下,國力不振。”[6]對梁克家上面所奏,孝宗大加贊賞。孝宗乾道八年(1172年),梁克家升任右丞相,積極為振興國家經濟和鞏固邊防,作出不少貢獻。至孝宗淳熙七年(1180年),梁克家因與知樞密院事張說在廷議時對金國的處置意見不同,而請求辭去右丞相職務,先后出任建寧(今福建建甌)、福建知州。孝宗淳熙九年(1182年),他又再度回朝廷任右丞相。梁克家為了實現自己當年在揭陽縣城賦《東齋九月梅花盛開》詩所立下的豪情壯志,為國家為民眾辦了不少好事,如奏請宋孝宗廣開言路,革除弊政,力主從將、兵、財三項著手,銳意鞏固邊防,并請筑楚州城(在今江蘇淮安)等,更有效地抗擊金兵南侵。梁克家還任用王十朋、陳良翰等一批賢才擔任重要官職。以上各種措施和行動,都使當時朝野為之悅服。
   泉州梁氏家族和揭陽京崗孫氏家族關系密切
   梁克家青年時在揭陽京崗當孫白家塾師,他盡心教授孫家子侄,使他們文才都有長進,其中有些人后來取得科名,在各地擔任官職受到當地民眾贊揚。與梁克家有7年厚誼的京崗村孫白,后來任隆興軍(今江西南昌)司理參軍,因負責向朝廷進貢牛皮誤期,有的地方官誣告他有意貢牛皮誤期,致孫白闔家將遭治重罪,孫白立即上京疏辯,經宋孝宗任命梁丞相審理此案。梁丞相經過充分調查了解之后,確認孫白經辦所要上貢的牛皮,因受天氣久雨的影響,無法在限定上貢的日期內曬干,是在當時人力所不能克服的情況下,才致上貢誤期的,情有可原,不是故意誤期,不應給予治罪,這才使孫白全家免遭入獄受刑。孫氏全家都深謝梁丞相的恩德。
   宋孝宗淳熙十四年(1187年),梁克家因病在京城臨安(今杭州)逝世,享年60歲。宋孝宗對梁丞相的逝世,特為之流涕,并立即頒詔賜予謚號文靖。泉州梁氏家族的后代,皆尊稱梁克家為文靖公。為了紀念梁丞相的歷史功績,以及他對揭陽京崗孫氏的厚誼和恩德,揭陽京崗孫氏家族特在該村興建相祠,相祠的匾額書“紫閣流芳”四個大字,其祠聯曰:“勛名昭宋史,德澤留京湖。”自南宋至今,揭陽京崗孫氏家族在每年春秋兩季,都至相祠祭祀梁丞相。
   根據有關史料記載,明世宗嘉靖年間,梁克家的裔孫梁懷仁,又名學泉,字宅之,自幼聰敏好學,人們稱之為神童,長大后很有文才,其文章翰墨,人們視之為珍寶。明世宗嘉靖八年(1529年),他赴京參加會試,考中進士。其時,揭陽縣京崗村孫白的裔孫孫一校,看到嘉靖己丑科進士榜上有梁懷仁的姓名,也知道梁懷仁是梁克家丞相的裔孫,十分高興,立即致書邀請梁懷仁在方便的時間到揭陽京崗村參謁相祠。其后不久,梁懷仁修書致孫一校,書中曰:“懷仁自齠齡,已聞吾曾祖父及鄉人道:孫氏,梁文靖公故人也。”“廣與閩為殊鄉,宋迄今為異世,孫與梁為異姓,而傳修不忘者。茲見尊門忠厚之意至,而吾鄉人亦俱嘖嘖之嘆稱。雖在嫡孫,亦有愧矣!仁少孤,遭家不造,去年始獲寸進,屢欲一扣門庭而酬厚德,拜吾先人祠下,而未敢遂進也。古人謂,報其祖先,必及其后,諒不相棄,當攜遺像,不憚越疆以親故人,而伸舊好。”[8]京崗孫白裔孫孫一校接到梁懷仁來信以后,又寫信致梁懷仁,其中很熱情地曰:“通家世晚生孫一校頓首,敬復學泉梁老先生閣下:先祖邑令公(即孫白的父親、揭陽縣原縣令孫乙)其子四人,俱好學下賢。文靖公以聲氣相投,不遠千里來結貧賤交,迨意氣相孚,遂如家人父子之親,數年聚首,公乃舉鳳池擢上第,先人亦各游薄宦。及公歷任兩朝平章軍國(即丞相官職),先人入都者,考課升遷,多蒙內府致款,其薦拔有力,不信言者矣。”“今先生不以高發而棄寒微,惠然肯來。拜讀玉緘,不覺喜尉交集。”“仰祈文斾賁臨,閩與廣如咫尺矣,宋迄明如一日矣,梁與孫如同體矣。不特蓬戶生光,而先祖之靈,亦有榮施。東望來旌,不勝欣悵。”其后不久,梁懷仁從泉州至揭陽京崗村謁祖,[9],并致祭孫公。
   至明神宗萬歷年間,揭陽京崗村的相祠因年久失修,已經破敗。于是,京崗孫白裔孫經過協商,決定合力積累資金,然后聘請建筑師和技工,在京崗村通衢,重新興建堂皇的新相祠,至萬歷十六年(1588年)順利竣工,并由孫氏裔孫孫謙吉撰寫《孫家重建梁相祠記》。
   清乾隆二年(1737年)二月,泉州梁氏第十九代孫梁志瓊,也曾到揭陽京崗村祭拜先祖文靖公,并抄錄京崗村相祠中的記事,以及相祠的匾額和祠聯的字樣。
   在揭陽京崗孫氏家族和泉州梁氏家族所編修的村志或族譜中,都很重視記載這兩個家族在歷史上親密關系的事跡,這對于發揚這兩個家族的優良傳統,弘揚這兩個家族的親密人文關系,都起著很好的作用。
   □楊群熙
   摘自2017年第2期(總第55期)《潮學通訊》
  
  
  
  
(發表日期:2019年8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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